過了些日子，我突然接到馮克力先生的電話，說：「《溫故》被出版署封了。」
我急衝衝問：「封？是因為我的文章吧。」
「不是。」
「不因為我，那又是因為什麽？」
「我也不知道。」馮先生這樣回答。
對話結束了，我卻一整天都在琢磨《溫故》被封的緣由。肯定是因為我——這是我得出的最後結論。只不過馮克力怕我難過，不肯告訴我罷了。我把這個消息立即轉告周紹昌，他非常震驚。說：「好好的一本書，招惹誰了？」於是，他更加勤奮了。
其實，我早知道：從《往事並不如煙》一書遭禁，我所有的文章都被「盯」上了，連人也「盯」上了。有例為證：某上海報紙刊登的一篇散文「章詒和大姐」五個字。送審後，總編把這五個字用紅筆勾掉，說：上面打了招呼，任何傳媒不許出現「章詒和」。看來，我就是個瘟神，走到哪裡，哪裡就「油燈打翻，店鋪關門」。
最近聽說，官府列出了一張「敏感人物」大名單，依據敏感程度分一、二、三個級別。我是第一級裡的第一名。每隔一段時間，上邊就向傳媒出版單位電話宣讀一遍名單，像點名一樣。是呀，大權在人家手裡，人家想點你就點你，想禁你就禁你，隨時可以侵犯你。但是，我會繼續寫下去，會在內心保持那不滅的「自由」火焰。
行行重行行，人生是走不完的旅途。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只要政治上不幸了，你便無路可走。經過了「無路可走」的絕境，周紹昌踏上了精神救贖之途。在不長的時間裡他寫出了長篇回憶錄《行行重行行》(明鏡出版)，全書記錄下自己劃右勞教的放逐生涯。
我拿到複印稿，一天就讀完了，並且知道他早在1999年就動筆了。應該說，書中沒有深刻的哲理，沒有眩目的文采，沒有聳動的情節，一切都是那樣的淺顯，淺淡，淺近。他只寫人的命運如何在生命的欲望中延伸，他只寫經歷過許多事以後，如何把冷的熱的一起放進心裡掩藏好。1958年1月26日，章伯鈞、羅隆基、曾昭掄、錢端升、費孝通等人在民盟中央大會議室，由胡愈之主持並代表官方宣佈為右派分子的時候，宣佈章、羅等人受到降職降薪處理，仍保留部分職務（即保留勤雜、廚師與四合院）的時候，（1月28日）周紹昌作為外文出版社的右派分子提著自己的行李捲，離開不滿六個月的女兒，登上一輛麵包車，被民警押送到北京自新路半步橋的收容所。上車前，他用心環顧了那熟悉的機關大樓。而下車後，迎接他的則是一排排的鐵欄杆。進得通道，見一個人雙手把住欄杆，向新來的人高喊：「歡迎，歡迎！」那是強為歡聲的悲號，那是令人驚悚的奇特音顫。伴隨著關閉鐵門的金屬巨響，監獄的含義，全然無須法學家的詮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