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痛苦與慘烈中一旦清醒過來，襲上心頭的是受騙的感覺。接著，就會不停地問自己：這不是「新」社會嗎？「新」社會的人生之路，為什麽這樣難走？我們不是被「解放」了嗎？「解放」後的日子，為什麼這樣難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先後搞了四部。1954年一部，1975年一部，1978年一部，1982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見，絕無僅有。每一部憲法都標榜公民的權利，可我們真正享有了嗎？從譚嗣同的砍頭到林昭的處決以及周紹昌們的忍辱負重，用百年的血淚，換來的就是這麽個國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面對。其實，不少經歷過苦難的人，包括畢業于北大、清華的知識份子，並沒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而是響應了官方的號召?向前看。除了私下發牢騷，平素更多關心的是學問、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們的功底好，文字好，記性也好，為什麼都不寫寫過去五十年，寫寫自己的大半生呢？
周紹昌是個例外，他拿起了筆。
他給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詩「禮贊落葉」─2002年春，為悼念他的同學、我的亡夫去世一周年而作。在另一首詩中，描寫了一個跪在海灘揀拾貝殼的小女孩，貝殼在太陽下閃著光。
我不懂詩，便打電話去問：「那個揀貝女孩是誰？」
「是你。」不等他往下說，我慌忙掛了電話。
大哭，無所顧忌地哭，好在沒人聽見哭聲，也無人看到哭相。以後，每年的五月，周紹昌都有題為「悼克郁」詩寄給我，信封還沒來得及拆，眼眶就先濕潤起來。怎不傷感？就像我平素常說的，如今誰還惦記誰呀。到了2006年的5月，周紹昌把詩的題目改為「憶克郁」，並解釋道：今天來看他，祭奠故人；面對人生，改「悼」為「憶」。
一次聚餐，閒聊中周紹昌對我說：「我要寫點東西了。」我知道，他說要寫點東西，決不是一種打算，而是決定。
我沒猜錯。不久，他拿出了題為「旻姑」的一篇散文，文章的篇幅不長，在恬淡的敍述中，寫出了一個有文化修養、性格開朗的女人怎樣被環境窒息而亡，最後的情節是患有高血壓症的旻姑在「文革」挖防空洞的勞動中一頭倒地，再也沒有爬起來。但我堅持認為，她決非死於疾病，而是死於中國酷烈的政治環境。文字乾淨，情感也極有節制。讀罷，我把它推薦給辦期刊雜誌的馮克力先生。他一眼相中，說「好。」經過一段時間，馮先生在電話裡訴我：「旻姑」已刊於2006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溫故》第七期。
同期刊登的文章，還有陳丹青的「笑談大先生」，何方的「在外交部工作的日子」，汪修榮的「沈從文--寂寞的教授生涯」，邵建的「重勘《三一八》」，徐宗懋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幾通信劄》以及拙作「可萌綠，亦可枯黃--言慧珠往事」等篇。捧著這一期的《溫故》，自己著實高興，為周紹昌高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