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北大中文系劃右的師生比歷史系的要多許多，為什麽？歷史系的翦伯贊和中文系的楊晦同為中共黨員，同為系主任，但在劃右問題的態度與掌握上卻十分不同。這是其中的一個因素。當然，到了更高一級的領導，江隆基與陸平在劃右的態度與掌握上，也是有著十分的不同。三十多年後，楊晦先生去世，在校方準備追悼會之際，在中文系學友當中竟傳遞著一張條子，上寫：「誰也不准去。」何以如此絕情寡義于老師？因為當年的老師曾寡義絕情于學生。真可謂一報還一報。
五十年來政治形勢的變幻無常與激烈殘酷，使學生們也有著不同的政治傾向，差異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個，做到了某民主黨派的中央副主席。1989年夏季，他居然擁護戒嚴部隊。我的先生在《光明日報》上讀到他的表態擁護戒嚴的文章，氣得在家中破口大駡，並告訴我當年其人在北大作學生時就屬於「狗黨」。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是中性的，其特徵是不黨不派，只想做一生的學問，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趕時髦，文化上的時髦不趕，政治上的時髦就更不屑了。
他們也追懷昔日時光，但不像我去寫什麼惹禍的「往事」，遭禁的「伶人」。他們頂多寫兩句詩，詩句褪盡火氣，詠歎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即使茗邊小聚，說的也都是學問。他們真的對現實沒有一點看法嗎？功底扎實，治學嚴謹的他們，回想起大半輩子充滿失落和挫折的經歷，內心無不充塞著難以言說的慨歎與傷感。同一個人生，可以有多少種過法，可誰也沒有想到人生過成這個樣子：小心翼翼，碌碌無為，還有畏縮恐懼。早知如此，自己幹嘛考北大、讀清華、上燕大呢？這畢竟不是「不給乾飯，咱吃稀飯」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意義。
1957年就讀於北大的年輕學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結局是被開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勞教、勞改。有名的像譚天榮，無名的像周紹昌。一個人的好時光，就那麼幾年。可像周紹昌這樣——剛畢業或還沒來得及畢業的，勞動改造長達二十余載的大學生，並不在少數。1979年，右派問題雖然獲得「改正」，可事業，健康，愛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社會終於有了學術空間，這些被名師栽培調教出來的「50後」，在五十來歲的年紀，才浮出了水面。可沒幹幾年，管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發回家，去過「退士（即退休之士）」生活。難怪程毅中曾對我的先生歎道：「讀一輩子書，真正從事專業只有幾年，有的同學一輩子都沒派上用場。我們是被拋棄的一代。」儘管謹慎、內斂的程先生，沒點明是誰拋棄了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