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湖南長沙就發佈新政,對生育三個及以上子女的家庭,每孩可享受一次性育兒補貼1萬元人民幣(1480美元)。
為推動年輕人結婚,一些地方政府還組織相親活動,中國最高法院還出面,試圖遏制高價彩禮。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十大」上更將這一問題列為優先事項,承諾「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但這些措施並沒有導致出生率的顯著成長。一些專家表示,這是因為在政府的「催生」政策之外,育兒負擔依然嚴重。例如,女性依然很難兼顧育兒和工作,良好的育兒資源比如說幼稚園和托兒所也不足。
蘇月認為,如果沒有有效的政策應對措施,比如以家庭為重點的財政轉移支付、改善女性勞動力的工作條件、提高外來務工人員的社會福利覆蓋率等,中國要複製日本的穩定生育率將面臨挑戰。解決青年失業問題同樣至關重要,因為青年失業會導致晚婚晚育。
日本長期被「少子化」困擾,但在一些地區也做了新政策的嘗試,比如小鎮奈義町,在過去九年間,這裏的出生率實現了翻倍成長,從每名育齡女性平均生育1.4名子女成長到2.8名,這得益於一個覆蓋範圍廣、對家庭友好的政策計劃。
在當地,每個家庭不僅可以得到生育獎金和育兒津貼,送小孩進托兒所的開銷也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已。不過,雖然奈義町的成功令人驚嘆,但它只是一個鄉村小鎮。
在東亞其他地區,殘酷的職場文化使得母親或父親們很難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實現平衡。
韓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作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為了鼓勵家庭生育,該國已支出超過1300億美元。其中一些項目是比較容易想到的,比如免費幼托、房屋福利或對試管嬰兒項目的支持。還有一些更有創意,比如向公務員提供假期,以便他們回家生小孩。然而,其中似乎無一奏效。
「在韓國我們有合法工作時長,產假和陪產假也很充足,」首爾大學研究該地區生育問題的助理教授金惠媛(音譯)表示。「但使用率卻很低,尤其是陪產假。這其實是執行層面的問題。」
在中文互聯網上,類似的吐槽廣泛存在,比如打工者「996」的殘酷模式下,想休陪產假和育兒假成了一個笑話。
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則撰文建議,如果中國每年拿出GDP4% (5萬億),分攤到每個家庭,可以讓二孩家庭,從孩子出生到成年,總共獲得100多萬的生育福利,100萬聽起來很多,但是就是一個家庭的直接經濟負擔,把一個孩子撫養到18歲,全國家庭平均的養育成本是50萬元左右,而大城市家庭的養育成本約需要10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