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L成功運作的因素之一，在於消費者對本地文化工作者的認同；但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數位科技的發展，使位於世界各地的觀眾能夠透過衛星電視收看職棒聯盟，支持來自本國的同胞選手。NICL的核心即在於藉由媒體播送，使職棒聯盟不僅獲得相對低廉的高素質運動人才，還成功開拓海外市場。而運動資本主義結合／利用在地國族認同，促成了全球消費市場。
中國在經濟崛起以後，亦試圖透過「軟實力」影響其他國家，且不僅僅在於獲利，而是透過政府指揮意圖將中國文化灌輸全球。歷史學家德里克（Arif Dirlik）透過「全球現代性」的概念，指出某些標榜自身特殊經驗的國家，雖然反對西方普世的啟蒙精神（民主、自由），卻接受全球資本主義框架，在強化自身國族認同與經濟發展的同時，以「軟實力」名義企圖影響其他國家，成為另一個霸權。德里克舉例中國在全球創辦「孔子書院」發揚中華文化，並試圖箝制學校言論自由，排除異己。因此他認為全球現代性的展現即為全球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的構連，皆是受到西方現代國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勃興所影響。且「西方文化」的概念在這些大力提倡國族主義的國家，選擇性地被拿來定義何謂國族文化，並被挪用以鞏固少數人的權力而成為壓迫異己的工具。
以中國男子職業籃球聯隊為例（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簡稱CBA），研究者胡嘉洋觀察臺灣近二十年籃球選手西進CBA的報紙媒體再現，隨著中國經濟崛起，CBA挾帶優勢的經濟利益吸引各國優秀選手加入，成為在全球體系僅次於NBA的亞洲籃運中心，並對臺灣本土職業籃球聯賽SBL造成危脅，吸走本地優秀運動人才，進一步弱化SBL在本地的運作與層級。然而，作為臺灣政治軍事敵人與國族論述的他者──中國，則使得臺灣與中國在全球資本體系的人才流動出現矛盾與衝突。
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面向分析，胡嘉洋認為在政治上，報紙對於人才西進的現象選擇沉默與淡化認同議題，凸顯西進球員基於生存的務實考量；在經濟上，報導臺灣菁英球員異於一般球員的身價作為我群的優勢，並單純化人才西進的原因為「經濟利益」；在文化上，則強調臺灣與中國彼此運動文化的差異與衝突，描述臺灣球員到中國後的負面遭遇，以此強化我群的認同意識。因此，媒體對西進的報導再現，不僅參雜著全球資本體系中心（中國）與邊陲（臺灣）的問題，也彰顯臺灣面對人才流失而面臨國族焦慮與抵抗的特殊性。
中國挾帶優勢的資金在運動場域的運作，與臺港中三地影視產業局勢的變遷有異曲同工之處，近二十年臺港皆出現影視人員以及幕後製作團隊西進中國發展的現象。然而，時常出現在螢幕面前的藝人則更容易受到放大檢視，而使得三地的國族認同衝突易於透過藝人本身的國族認同爭議表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