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和西歐，宗教偏見都激起對新移民團體的不滿與不信任。不過在新右派現象中，高度政治化的保守宗教復興原本就是一大重要特色，與移民議題沒有什麼關係。而就美國政教分離的長久傳統來看，福音派新教徒的參政特別出人意料。這種參政現象早在一九四二年隨著全國福音派協會的成立而組織成形，在一九五○年代，福音派牧師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更是為社會保守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發聲。等到一九七七年愛家協會（Focus on the Family）和一九七九年的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成立時，就在全美政治界中變得舉足輕重。
在北大西洋以外，許多重要的政治運動雖然與工業界的新右派不同，卻共享一些相同的重要目標。在大多數的地方，宗教都扮演核心角色。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出現強大的保守派穆斯林復興，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領導人霍梅尼。更晚近一點的，則是激進的伊斯蘭恐怖組織，他們試圖重塑穆斯林世界的政治秩序（特別是與西方對抗），最終目的是建立代替世俗民族主義的神權統治。在印度，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簡稱BJP）於一九八○年成立（不過其根源可追溯到一九二○年代的民族主義運動，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與巴基斯坦建國後的衝突），他們拒絕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核心那種世俗的唯物主義，轉而支持政治化的印度教。伊朗的革命政權和印度人民黨都支持某種形式的統合性民族主義：認為自己的宗教就是民族政治傳統的基礎，也是使他們成為偉大而自由民族的原因。印度人民黨還將這種宗教激進主義與一系列健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結合，包括支持私有化、放鬆管制、自由市場、財政保守主義和企業家精神。
這股政治宗教熱潮的成因很複雜。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世界上某些地方突然就出現一股世俗化浪潮，這不見得是因為隨著正式宗教實踐的衰落，人們逐漸放棄宗教信仰（儘管也有這樣的趨勢）。在已開發國家的情況特別明顯，參加宗教儀式的人數急劇下降。在基督教國家，受洗和教堂婚禮的比率下降。到了一九八一年，有五九％的法國人和四八％的英國人表示從未上教堂。許多社會學家認為，隨著社會變得富裕和複雜，就會出現功能分化，特定的社會和文化功能逐漸為專門的機構與專業人士接掌。例如，教育成為學校和大學的職責；職涯規劃改由職業協會來負責；心理健康的維繫成為心理學家的工作；社會援助成為社工的工作；經濟生活由會計師、銀行家和貿易聯盟官員處理。這一切全都在破壞宗教的權威，自古以來，宗教在大多數社會中，在社群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扮演相當的角色，透過慈善機構來滿足人的物質需求、透過諮詢來關照人的心靈、在宗教學校中教導人民，以及組織同儕團體（例如青年、婦女和專業組織）。當然還有在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科學探究和科學家（而不是宗教及教會）接手解釋世界運作的方式。對虔誠的教徒來說，這兩種發展都是巨大的威脅，因此會有展開行動的呼籲。另一項威脅則是日益個體化或「私人化」的宗教，這是一種靈性發展的趨勢，側重於個人經驗，而不是信仰的集體實踐。
第二項相關因素是來自國家間的競爭，在現代世界，每個國家都在宣示自己的主權，例如在公立學校的教育，是為了培養民族主義、良好的公民素養和統一的國家語言。同樣地，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福利國家也會與宗教慈善機構競爭。隨著去殖民化的發展，以及在前殖民地國家建立較有效率的民族主義官僚政府，國家與宗教間的競爭成為全球生活中日益重要的一項特徵。
以穆斯林世界為例，那裡的政府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強力推行世俗化的公共政策。之前幾章曾提過，在伊朗和土耳其都出現宗教保守派與推行世俗化的民族主義精英的爭鬥，在這場衝突的早期階段，民族主義的精英階級認為穆斯林神職人員落後，是建國前或非國家的政治秩序及農村社會的象徵，因此試圖減少這些人的社會和政治影響力。中東其他地區的政權也採取同樣的路線，尤其是敘利亞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Ba’ath Party），深受蘇聯社會主義的影響，自一九一七年以來，發動種種活動反對伊斯蘭擔任公職，也意圖革新中亞蘇聯的傳統社會秩序，因為它反對所有宗教，這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被視為反作用力。埃及的納賽爾也受到社會主義者的世俗觀點所影響，認為埃及的伊斯蘭機構是在與國家爭奪政權。但是，即使是伊朗的沙赫（shah），即國王或稱沙王，也抱持反蘇聯並與西方結盟的立場，繼續執行父親過去推出的一些積極世俗化政策，包括在一九六三年擴大已婚婦女的權利，並賦予投票權。
然而，不應將宗教新右派的興起純粹解釋為防禦性反應。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情況一樣，技術、經濟和社會變革也為宗教活動人士帶來振興的契機。諸如收音機、電視、平面媒體、卡式錄音帶，以及後來的光碟和網路等通訊技術，這些產品也讓宗教運動和教會能加強與信眾的關係，和他們的日常生活建立更緊密的聯繫。這類創新也提升宗教在全球的影響力，甚至比十九世紀的情況更盛，大戰後的世界再次出現宗教信仰在全球融合的情況，達到非比尋常的程度。幾乎所有宗教的一些復興運動都至少出現這樣的現象，不論是基本教義派、新世紀、自由神學，還是傳統的保守派。
實際上，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有些宗教的全球擴張程度相當驚人。一九五○年，摩門教徒約有一百一十萬人，到了一九七○年約有三百萬，而在二○○○年則超過一千一百萬。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只有一半的摩門教徒生活在美國，其餘則分散各地，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有四百五十萬以上的教徒，還有兩百萬左右的教徒在歐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區。基督教中重視個人屬靈經驗的靈恩派（Charismatic Christianity）和強調單一神格的五旬節派（Pentecostal Christianity）也在世界各地迅速蔓延，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全世界估計有兩億五千萬五旬節派基督徒。另外，各式各樣起源於印度次大陸的宗教運動也吸引全球各地的追隨者，儘管沒有成為大眾宗教，但影響力卻遠遠超越散居國外的印度裔社群。例如，一九六五年成立的國際奎師那意識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或稱「哈瑞奎師那」〔Hare Krishnas〕）；各種佛教流派（小乘佛教、禪宗、藏傳佛教），到了二○○五年，在美國有八十萬人改信佛教；各種形式的瑜伽練習，於一九二○年從抵達美國的瑜伽士帕拉宏撒．尤迦南達（Paramahamsa Yogananda）開始；或是瑪哈禮希．瑪赫西．優濟（Maharishi Mahesh）瑜伽士的超覺靜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作者愛德華．羅斯．迪金森（Edward Ross Dickinson），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超級世紀：震盪全球的巨變年代，形塑今日世界的關鍵150年》（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