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性別主流化推動速度極快，在實施計畫通過之前即已全面展開，短期內創造了政府對外部性別專家的大量需求，然而政府並沒有能力（似乎也沒有意願）查核專家意見的良窳，只得任其擺布。不少專家对於被操作得越來越複雜的性別也不求甚解，而選擇了最直接的宣示個人專業权威的方法，就是緊握多元性別這把上方寶劍，在會議中只要聽見有人說出「兩性」或「男女」就当面喝止：「你沒有性別意識，不知道現在只能說性別或多元性別嗎？」 有如動物農莊裡動物們朗朗上口：「四條腿好，兩條腿壞。」
但「性別」、「多元性別」、「性別平等」究竟代表什麼意思卻從未經法律或官方正式定義，檢視各項法律、公文中使用的「性別統計」、「性別圖像」、「任一性別」、「多元性別」、「所有性別」、「性別目標」，其指涉的性別內涵並不全然相同，令人費解，與聯合國、歐盟、或瑞典等國在訂立法規時必先定義重要名詞的作法截然不同。
處置性騷擾的（意外／不意外）經典案例
台灣#MeToo最早從民進黨婦女部（今年二月改名為性平部）爆發。姑且不論民進黨成立之初以性別平等為號召，理應比其他政黨更尊重女性，婦女部的橫空出世無疑是婦運的重大成果，一方面宣示了政黨追求性別平等的決心，同時也為婦女開創了政治活動的空間和權力的管道，有重要的象徵及實質意義，而婦女部本身更是性別平等的主責單位。然而當婦女部同仁遇到了典型的職場權勢性騷擾，向主管申訴時，依法需負責防治性騷擾及糾正補救的主管竟反過來提醒她不要張揚，以免自己（受害者）名譽受損；事後向其他同仁打聽受害者有沒有「散布她（主任）的謠言」；甚至質問受害者在被騷擾時為何不當場跳車。離譜的言行不僅點燃了遲來的#MeToo怒火，也曝光了被掏空的性平：婦女部的存在更便於打壓女性，反成了危害女性身心的工作場所；主管事後加官晉爵，升任副祕書長，成為視性騷法為無物的經典案例。
另一經典是藉處理性騷擾為名行騷擾和霸凌之實。 1997年行政院在婦運團體敦促下，成立婦權會，推動體制內婦運。2012年起，在少數性別專家操作下，藉著與國際接軌為名，將各級婦權會陸續改為性平會（雖然聯合國在2011年成立婦女署而非性別署），同時也發明了「多元性別」一詞，取代二元的男女，成為性平指標。然而因為規避定義，導致認知紛歧，也助長了學術界的權力爭奪。原本應公開進行開放式討論的學術議題：性別平等如何定義和如何教學，都可以被玩弄得腥風血雨。
2020年教育部違背性平教育法29條：沒有具真實姓名的申請人或檢舉人、也沒有性騷之行為人和被行為人的案件應不予受理，仍要求某大學的性平會以性騷擾案審查一個性別教育課程，理由是其中一位教授在課堂上討論到生物多樣性(biological diversity)，無異於把同志(gender diversity)比喻為狗，因為都涉及多樣性，要求校方開啟性騷擾調查。這所聲望極高的大學不敢不受理，慎重其事召開性平會，而且要求每一堂課都必須提供逐字稿供審查，搞得人仰馬翻，人人自危，有如文字獄（我剛好也是授課者之一）。後來雖然確認性騷擾不成立，乃另立名目調查性霸凌未果，最後要求主辦單位提列改善作法，並且公文長期保密（猜猜多少年？），達到了威嚇阻卻的目的，也浪費了太多教育資源。只是教育部在何種壓力下不得不動手？為何保密？唯一值得慶幸的是該校性平會未在壓力下改變最初審查結果，沒有也變成被借刀殺人的劊子手，為教育的前景保留了一線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