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說出自己經歷的事情都很難，進一步心理治療就更難，這不只在政治暴力創傷、大部份的創傷都是如此，心理師朱世宏就說：「不只政治受難案件，如果有個年輕人車禍過世，對這家庭來說也是個禁忌……我們談一些事情總會害怕別人有負面情緒，會以為我們要先把日子過好、往前看、事情過了就過了，尤其政治受難者，把事情翻出來真的不曉得要怪誰，甚至不會讓二代知道他們發生過什麼，希望家人知道越少越好、保護他們。」
也因此，據促轉委員王增勇於2022年4月30日促轉會任務成果發表會分享，即便促轉會開啟政治暴力創傷療癒長照工作、委由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聯繫，計22,028筆受難者名單（含家屬有44,000筆）也僅完成660名受難者電話訪談，進一步僅201名受難者願意接受家訪、193名進到個案服務、27名接受密集照顧──原先專業是做精神病人社區訪視的朱世宏說，即便是一般民眾接到政府關心也會滿頭問號，想說政府想做什麼、為什麼會有我們的資料、是不是詐騙集團，曾被政府傷害的政治受難者當然也會這麼想、甚至更嚴重，一開始朱世宏去督導地方團體聯繫政治受難者時，就一再給同仁心理建設：被掛電話很正常、不要太往心裡去。
該如何讓受難者願意接受國家關心，朱世宏說，首先或許是要從歷史真相切入、所有口述歷史訪談都是療癒的開始跟契機，接著個管工作原則是要「打死不退」，要持續聯繫、但又不能過於打擾──例如一位受難者，雖然訪談時有意願讓社工拜訪，受難者子女卻不希望長輩被打擾、不想讓長輩再回想過去痛苦的事，於是工作人員們透過寫信方式聯繫。雖然最後結果是寫了信以後被孩子看到、被擋掉，只要有可能聯繫，工作人員都不能放棄。進入家庭以後，團隊也不能心理師只做心理師的、復健只做復健的，要讓跨專業不同工作者能隨時回應到長輩當下需求，也仰賴培訓出來的敏感度。
總的來說，朱世宏認為「政治暴力創傷」不一定是一種「病」，但為何政治受難者仍需要政府主動關懷，就是因為他們曾受政府負面影響、政府主動關心是責無旁貸：「心理的東西看不到、我們的話語想法也碰不到的，但我們每天都在用這些……你不一定要預設他們一定有創傷，人都有韌性去面對人生的苦難，但如果我們有機會服務為創傷所苦、被創傷深深影響的這些人，這就是重建社會信任的重要性。」
「我希望這些因為政治暴力不再信任社會的人，可以在時空背景不同的今天有機會願意再次相信社會，這對轉型正義才是真正和解──和解前一定要理解，我們不可能莫名其妙和解，不是真心誠意的話不是『和解』，是『河蟹』。」朱世宏說──被埋藏數十年的傷口確實很難被撫平、可能終其一生都無法，但這依然是轉型正義重要的課題，去善待那些被國家傷害的生命、實現真正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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