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前一踏進台大校園，只要循著大小椰林大道走一圈，主要建築物大概就看遍了，要看法學院醫學院醫院與實驗林場，則需另外安排。現在若再走一圈，占地面積並無太大差別，但建物密布，已沒有辦法用簡單的概念來掌握台大校園。這就是轉變，內容變了，精神也變了，歷史傳統不會變，但學風卻不保證仍然相同。
傳統的台大
過去的台大，晚上就有燈火，雖然學術表現沒有今日出色，但師生以校為家的校園認同心情，恐怕比現在更為強烈。歷史上清楚的記載，台大在關鍵時刻很少逃避，既作為出擊社會不公不義的堡壘基地，又在時代變局中毫不畏懼的作為新觀念的燈塔。校長經常被期待要面對特殊政治社會情境，扮演精神導師的角色，雖然不是每位校長都有這種本領與心意，但確實有幾位校長認真去做了。另外，實際的學術事務則由教務長總攬其責，角色凸顯，在這個學習機構中盡量強調並落實出大學應具有的象徵性及精神層面。
這些傳統與事件，構建了一個以事件為本的敘說歷史（events-laden history），替過去的台大增添了一點傳奇色彩，但也對現在的台大形成壓力，因為總有人在談論台大時，不免就會說些要恢復昔日傳統之類的話語出來。歷史如薄霧，白天大太陽時看不到它，傍晚與凌晨則登高看美景當鄉愁，歷史傳統這個概念除非有心好好處理，否則是很難操作的，就像對現在的希臘人與義大利人說，要好好回復古希臘的榮光與古羅馬的輝煌，那是會令一堆人頭痛不堪又於事無補的。
台大之所以特殊，與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治理有緊密關聯在，其前身台北帝國大學於一九二八年建立，前有東京、京都、東北、九州、北海道、漢城，後有大阪、名古屋。該一建置對台大在台灣之龍頭角色與台大傳統之建立上，有絕對性的貢獻。
建築史家李乾朗教授指出，台灣在一九一○年代建了很多巴洛克式建築，如新公園內的台灣博物館；一九二○年代後則多為軍國主義式建築，台北帝大係部分配合日本的南進政策而設，看看台大像軍事堡壘一般的主校門，即可感受到這個氣氛。時至今日校園內已林木扶疏，配合建築軸線連出具有代表性的南國花木，在傅鐘的東側與西側形成對稱排列，從北向南依次是茄苳、鳳凰花木、樟樹、與正榕，這種安排可能有植物生態或歷史上的考量，不過就台灣自北到南的地理軸向與樹種分布樣態而言，若改排成樟樹、鳳凰花木、正榕、與茄苳，應該也是一個言之成理的選擇。另外則是在其他大學校園不容易看到的，有些學院角落，不經意的經營出類似牛津劍橋的大草坪。
我們以前就是在這種校園環境中長大，耳中聽不完過去的事蹟，就覺得去認同自己的大學，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根本不需別人來告訴你要愛校愛國家之類的。接下來就是最緊要的學習內容，很多台大校友都會在不同場合寫幾句說幾段，我也是一樣，所以只簡單講一件事。二○一七年六月到華府開會，路過一間巴洛克式圖書館，抬頭一看，橫楣上寫了三個字：Science, Poetry, History（科學、詩歌、歷史），這不就是我們當年在台大練功的項目嗎？今日的校園又在忙些什麼呢？
現在的台大
現在的台大當然仍是台灣一流大學的龍頭老大，但經典色彩逐漸淡薄，傳奇故事愈來愈少，校園缺少能夠形成傳統的歷史事件，惟師生的學術成就日趨國際化，具有國際競爭性的師生經常揚名國內外學術平台，SCI論文數目與產學合作質量進步明顯，在大學世界排名上面表現亮眼。至於學校治理團隊，比較不是精神領導，校長經常要事必躬親，與外面結緣及爭取資源，開始設置多位副校長、研發長、產學長、與國際長等等，就像公司團隊，強調企業經營方式與績效，設計好幾套評估用的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關鍵表現指標）。
也就是說，台大與其他一流大學一樣，日趨世俗化、產學化、與團隊化，舊有的角色功能已不再是最高價值，過去獨特的面貌逐漸模糊，滔天巨浪中的燈塔已不再合乎時宜，最好是大家都來比讚！台大與中研院兩大機構領導人，在過去一段時間深陷戰火的第一線，諸苦備嘗，有一部分原因應該是與這種結構的改變有關。與前述的歐洲身美國頭或社會主義身資本主義頭的分析相比，其實都是同一問題的不同說法。
他們在面對浩鼎案與論文造假事件的學術倫理爭議中，無法迴避的就是作為一位重要機構領導人，應如何解除危機以免繼續傷害機構的善後問題。他們在此困境中，都具有一些共同點。首先，當事人都是好人，而且他們就個人而言，要不然是醫術超群，要不然是實驗室技術獨步全球，但身為學術領導之自覺與歷練以及眼界，都在面臨危機時遭受前所未有的考驗。
他們遭遇到的挑戰都非常嚴厲，中研院翁院長面對的指控，是有關利益迴避、內線交易、與影響股市常規運作的問題，一個比一個難纏，我想翁院長一輩子在學術研究機構，一定無法想像這些問題真正長成什麼樣子，但在還沒弄清楚時，滿天砲火已從天而降。我想他了不起曾經在過去處理過一些小小規模的個人財務管理，或經手過自己技術移轉的簡單個案，如此而已，卻要面對這些陌生又這麼大規模有關市場運作之指控，我想這應該完全超出他的能力範圍，更無法期待能做出什麼聰明回應。也許最好的方法是讓中研院全權全面考量處理，說不定還可勉強因應一陣子，再謀良策，可惜並沒這樣做，到最後只好各憑本事，再厲害的人才碰到這種天羅地網，還能怎樣！想想當時一開始是如何的禮賢下士，邀請回台，到現在卻仍身陷風暴之中，何差距如此之巨大也。
台大楊校長所碰到的問題其實相對單純，論文資料造假部分經專業委員會審議已認為與他並無關聯，但他面對的是作為一位合著者，尤其是作為台大校長，應該要負什麼責任的問題。如所預料，楊最後仍是以離去作結，我想他心中一定感慨良多，難以平息。
一般而言在面對危機時，若沒有幾位無私心又具遠見的人在旁給予分析提醒，則常有反應過慢又無智慧因應之情事發生，在事情告一段落後常有諸多委屈。若係如此，則在事後很難形成重大反省，以及大幅調整辦學或學術領導方式，可能只好做一些程序與技術上的改進，這真是無可奈何之事。他們在離開權力與領導時，不出惡聲，仍有優雅淡退的特質，畢竟是讀書人。真正有勇氣的領導人都應該懂得這個道理，因為海明威說過「勇氣是在壓力下保持優雅」（Courage is grace under pressure），我們能說的，只是遺憾，期待當事人能儘快走出陰影，繼續貢獻我們這個苦難的社會，雖然這個社會也經常給人苦難。
＊作者為前教育部長、中國醫藥大學校長。現任醫藥大學講座教授，台大心理學系名譽教授。本文為作者新著《在困境與危機中做決策：學術、政治與領導的糾葛》（印刻）選摘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