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日軍占領了中國半壁以上的江山，北平、上海、南京、 廣州、武漢、長沙、衡陽等重要都市，一一落入日軍之手，但日軍卻始終沒能進攻國民政府的抗日中樞重慶。
事實上，日軍曾經數度接近重慶。1940 年日軍占領宜昌，宜昌扼三峽水路咽喉，是長江西進重慶的門戶，當時震驚了整個重慶，日軍如再繼續進攻，國民政府就危險了！結果是，日軍雖占領了宜昌，其主力部隊卻自動撤回原駐地。1943年5月，日軍再度來到宜昌，在石牌要塞與國軍展開激烈戰鬥，幾度猛攻，都沒能拿下石牌，最後決定撤退。最後一次是1944年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時，日軍第一師團曾接近潼關對面的風陵渡，胡宗南兵出關中，在靈寶與日軍激戰，截退日軍。
為了攻進重慶，日軍曾多次制定「西安作戰」及「四川作戰」，發布作戰準備令，翔實規劃、認真準備，還做了演習。計畫的內容雖有變化，但不外乎兩條路徑：
從山西西部過黃河，控制西安，然後南下占領重慶。或是 從宜昌沿長江三峽西進，攻占重慶。
兩條路徑的最終目的都是要拿下重慶，重擊國民政府，使其崩潰或屈服。這些作戰計畫最後因為種種因素，都未能實現；但從日軍動念、規劃，到最後不得不放棄的過程中，顯示東京的戰略意圖和政策動向，亦反映出太平洋戰場與中國戰場的密切關係。
抗戰前期，日軍信心滿滿，戰略是速戰速決，不把戰線拉得太長，所以並無攻占重慶的計畫。武漢會戰後，日軍資源更加吃緊，對華戰略調整為「政略」、「戰略」並進，實際上是以「政略」為主，手段 包括誘降、和議、扶植親日政權等等；戰略方面則進入中日兩軍相持的階段。此外，四川周圍都是崇山峻嶺，攻入四川太困難；而且，大部隊向西作戰，後面龐大的占領區必出問題，所以，日軍也沒有把注意力放在重慶上面。
1、南方作戰亟需解決中國戰事
直到1941年日軍準備南進，南方作戰需要龐大的兵力及戰備資源，而數十萬日軍被拖在中國，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又堅不妥協，如何打破僵局，把在中國的兵力及資源轉用到太平洋及南亞戰場，成為日軍的重要任務。於是，東京大本營及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開始籌謀盡快解決中國戰事。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南方軍」勢如破竹，三個月內幾乎拿下了整個東南亞，日軍士氣大振。為配合戰局發展，大本營逐漸將戰爭資源轉移到南方戰場；在中國的幾次作戰，也大多與太平洋、東南亞戰局有關。日本迫切希望藉國際局勢的變化來加重對重慶的誘降，盡快結束中日戰爭。
然而，日軍在東南亞的勝利並沒有影響蔣介石抗日的決心，對重慶的和平工作也始終沒有成果。相反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得到英美的支持，蔣介石抗日的決心和力量變得更堅強。
此時，陸軍高層已有不少將領主張，欲解決中日戰爭，唯有使用武力，否則將無法使重慶國民政府屈服。釜底抽薪的辦法是，集中所有戰力，直接攻進四川。參謀總長杉山元、參謀次長田邊盛武、作戰 部長田中新一、還有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第 11 軍司令官阿南惟幾等，都支持發動一個大規模作戰，直接攻進四川，占領重慶，一舉解決掉蔣介石的國民政府。
然而，攻進四川並不容易，除了要克服懸崖陡峭及洶湧澎湃的天險之外，還得突破蔣介石在四川周邊的嚴密防衛。
2、蔣介石對四川的防衛部署
四川是個盆地，四周都是海拔高、陡峭險峻的山地，自古就有「蜀 道難，難於上青天」的說法，稍不小心，就會墜入萬丈懸崖。抗戰時，沒有公路入川，日軍若想入川，只有兩條路：溯黃河或長江而上，也就是必須經過潼關、三峽兩處隘口。
蔣介石把四川防衛得固若金湯，在潼關及三峽都布有重兵，負責守備這兩個地區的，是蔣介石最信任的中央軍將領：胡宗南、陳誠。
胡宗南守關中
軍事委員會在關中等廣大西北地區設置第八戰區，部署了中央軍精銳胡宗南部隊。胡宗南，黃埔一期，是蔣介石最重視的軍事將領之一，抗戰初期率領精銳第一師投入淞滬會戰，後來又參加蘭封會戰等重要會戰，之後派赴陝西，駐守西安地區，負責陝東一帶的河防……
過去不少論者以為，蔣介石命胡宗南大軍固守關中，主要目的不是抗日，而是防堵陝北共軍。胡宗南也因此備受批評，謂40萬大軍不去與日軍打仗，徒然浪費在陝北。
其實不然。胡宗南以最精銳的部隊駐守黃河，建立各種河防、城防工事，並多次隔黃河與日軍互相砲擊。胡部強大的部署，對日軍有恫嚇作用，日軍研擬進攻西安計畫時，都不敢忽略胡宗南的大軍。
除了守備關中之外，日軍數次進犯山西、河南，胡宗南都派軍出關中作戰，防止日軍渡河……抗戰晚期，1945年3月到5月，胡宗南還指揮31集團軍在河南與湖北交界的西峽口與日軍作戰。
當然，蔣介石命胡宗南守西北，除了抗日外，還包括另外三個目的：
（1）防範中共；
（2）牽制西北的馬家軍、盛世才，還有蒙古的德王；
（3）整訓部隊。
坊間最關注、也是爭議較多的是關於防堵共軍一事。胡宗南的確負有「預防共軍竄擾後方」的任務……蔣介石究竟放了多少兵力監視中共？王奇生研究指出，當時國軍對付日軍與監視共軍的兵力比大概是 7：1，也就是 7 分之 1 的部隊用於監圍中共，大約是20個師。
陳誠守三峽
三峽是另一個入川要道，蔣介石在那一帶設置第六戰區，由能征慣戰的陳誠率部把守，防止日軍從三峽入川。
陳誠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是蔣介石的親信，抗戰爆發未久，蔣介石曾在日記提到「軍事能代研究者，辭修也」，可見對陳誠的重視。
南京淪陷後，國民政府遷到武漢，湖北成為四川大後方的門戶。蔣介石任命陳誠為湖北省主席、武漢衛戍司令和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負責武漢防……總兵力達 40 個師，25 萬人……在江防軍的防守範圍，第六戰區構築好幾個防禦要塞……要塞內設置艦砲、15 公分重迫擊砲、7.62 公分游動砲等，利用三峽天險防備敵軍入侵。
…… 1943 年 5 月的「鄂西會戰」，日軍到了三峽最大的防禦工事石牌要塞，試圖突進三峽。情勢危急，陳誠從滇緬戰場趕回第六戰區指揮作戰，第 11 師師長胡璉守備石牌，據險堅守，日軍發動數次進攻，都無法攻下石牌，最後主動撤退。
由此看出，蔣介石派精銳部隊守四川，胡宗南在北、陳誠在東。日軍欲占領重慶，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
3、日軍的「西安作戰」及「四川作戰」
因為參謀本部有言在先，一旦南方作戰告一段落，就將增兵中國戰場，徹底解決在華戰事。眼看日軍在東南亞的「南方作戰」節節勝利，中國派遣軍下轄的華北方面軍等不及了，開始研擬武力攻擊重慶的作戰方案。
1942年2月，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把華北方面軍研擬的作戰構想提報陸軍中央，計畫在該年6月或9月黃河水量較少的時候，動員強大的部隊進攻關中，「攻擊西安附近，以消滅胡宗南將軍的重慶直系第八戰區軍隊，接著，毀滅延安的中共軍根據地」。攻擊西安的目的是威脅重慶，但必須先消滅延安的共軍，否則徒然讓共軍得利。作戰目標是切斷國民黨政權的西北交通線，給國民黨政權以沉重打擊，迫其崩潰或妥協……
但是，派遣軍總司令部及大本營都有異見。他們的理由是，國軍及共軍一直在第八戰區對峙，互相牽制，互相消耗，日軍何必急著去打破這個「國共相剋」的局面。何況，進攻關中，只能給重慶造成壓力，並不一定能解決重慶政權。他們認為，不如改為擊破常德、長沙一帶 的第六、第九戰區，奪取穀倉地帶，一樣能對重慶造成壓力，還能獲得糧食。
因此，派遣軍在 1942 年初另外研擬了「重慶作戰」（又稱「四川 作戰」，代號「51 號作戰」），方策是：先封鎖滇緬公路，強化對國 民政府的經濟壓力；然後從其他方面調用兵力，配合在華部隊，針對第六、第九戰區發動大規模作戰，消滅蔣介石的中央軍，攻占能直接威脅重慶的戰略要點，同時配合政略工作，瓦解蔣介石的統制力。
「五號作戰」
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仍然力推「西安作戰」，主張以 10 個師團的兵力橫渡黃河、翻越秦嶺，然後進攻四川。然而，在華中的第11 軍司令官阿南惟幾則提出「若不進攻四川重慶，則無法解決中日戰爭」。他主張，一旦南方作戰告一段落，就宜舉全軍之力，發動四川作戰，經湖南（長沙、常德）襲擊重慶。阿南甚至誇口，如能給他10個師團的兵力，第 11 軍可以三路進攻，分別溯長江而上、從襄陽老河口到成都，以及從常德、黔江到重慶攻入四川。兩位將領各有看法與堅持。
岡村寧次特別積極，未等大本營做出決定，就自行展開作戰準備。 1942 年 6 月，他以 10 月中旬發動作戰為前提，派參謀考察潼關、河津間的黃河實況，空中偵察黃河南岸地形，參謀長安達二十三還搭乘飛機親自偵察秦嶺、巴山山脈、漢中、光源、老河口等地區，並從各師團挑選工兵及官兵在8月實施橫渡黃河的演習。
然而，大本營始終沒有下達作戰命令。陸軍高層的看法是，單獨進行「西安作戰」或「四川（重慶）作戰」，都不能達到作戰目的；必須發動一場更大規模的作戰，把西安與四川作戰合併，分別從黃河及長江直接攻入四川，同時並進，占領重慶，才能迫使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屈服。
……為了這個龐大的攻勢，兵力將增加到 97 萬人（當時派遣軍在中國的總兵力約 61 萬人），規模之大，凌駕南方作戰。如此巨大的作戰計畫，不是陸軍獨力能完成的，參謀本部估計，除了40個師團的陸軍外，還需龐大的物資，包括船舶10萬噸、鋼鐵5萬噸、汽油5萬噸等。
孰料，日軍展開各單位協調時，困難一個接一個出現。物資方面的徵調首先碰壁。7月東京陸軍省、參謀本部，及海軍的協調會議中，陸軍省首先申明，無法解決船舶、鋼鐵，及汽油的問題，需要海軍支援。海軍正全力應付太平洋戰事，當場回絕：「鋼鐵的供應有困難，船舶調用不可能，汽油也有困難。」25 當場還有人注意到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這麼龐大的作戰構想，竟然「從一開始就全然未考慮南太平洋的戰局」……
此外……在武漢的第11軍實際上處於中國軍隊的包圍中……蔣介石用了大約 1 百個師把武漢層層圍起來。如果要進行四川作戰，第11 軍首先必須突破國軍的陣營，這要花多長時間?付出多大代價？這是個嚴肅的挑戰。否則，貿然向西深入地形險惡的四川，無異腹背受敵，勢必「使自身陷於極其危險的狀態中」。
儘管如此，陸軍還是繼續推進這個計畫。1942年8月25日，參謀總長杉山元綜合華北的「西安作戰」（第 50 號作戰）以及華中的「四川作戰」（第 51 號作戰），研擬出一個新構想，定名為「五號作戰」， 由華北及華中兩方面同時向四川進攻作戰……
攻入四川計畫三次胎死腹中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日軍在太平洋的戰局轉趨不利，影響到這個籌劃已久的「五號作戰」。首先是 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島海戰失利，損失4艘航空母艦及大批訓練有素的飛行員，此戰被視為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不久，美軍新型埃塞克斯級（Essex Class）航空母艦投入戰場，它的排水量更大，體積更大，航速快，續航力強，飛行甲板更大，很快成為美國太平洋戰爭的主力航艦，33美日海上力量差距更大了。1942年底，日軍在瓜達康納爾島（Guadalcanal）等太平洋戰 場接連戰敗，還有歐洲及非洲的情勢發展對軸心國也非常不利。
為應付每下愈況的戰局，大本營積極動員兵力、船隻及作戰物資，希望盡快解決中國戰場，以便抽調兵力到太平洋戰場。但是，海軍自己被困在太平洋，沒法支援船舶，也不願把鋼鐵讓給陸軍，飛機也有困難。至於兵力，扭轉太平洋戰局，急如星火，大本營不但不可能從南方戰場調出兵力增援侵華日軍，反而要從中國戰場抽調兵力去支援南方軍。不久，在中國的2個師團（第38及第 51 師團）被抽調到東南亞，研議甚久的「五號作戰」勢必推不動了。
到了這個地步，參謀總長杉山元和陸相東條英機都承認，此時要發動這麼龐大的「五號作戰」，的確不切實際，必須暫緩……中國派遣軍極為失望，仍不願就此放棄進攻四川的計畫，新任第11軍司令官塚田攻的反應最為強烈，他向大本營「斗膽陳情」，希望 允許第11軍繼續執行進攻重慶的方案。
12月18日……塚田攻由南京飛回漢口，不料座機在湖北蘄春上空被國軍第21集團軍138師的高射砲擊落，塚田攻命喪大別山，成為抗戰期間日軍在中國身亡官階最高的將領。派遣軍上下本就瀰漫著失望陰鬱的氣氛，塚田攻意外身故，使得「總司令部更加充滿憂色。」
……這種氣氛一直延續到1943年夏，期間發生日軍從瓜達康納爾島撤退、德軍在史達林格勒戰役慘敗、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大將座機被美軍擊落身亡、盟軍在北非取得重大勝利等等，軸心國敗相漸露，日軍更加迫切需要抽出駐華兵力增援太平洋戰場，扭轉危局。
……此時，參謀本部關注的重心在如何扭轉太平洋戰局，以及日本本土的安全問題。因此，大本營指示中國派遣軍，今後 6 個月（1943 年下半年）的作戰指導重點，應放在粉碎中美空軍的作戰上。
中國派遣軍再次失去四川作戰的機會，但「攻入四川」的企圖並沒有被棄置，一直是派遣軍縈繞不去的目標。
1944年4月，日軍發動在中國的最後一次大規模作戰：「一號作戰」（國軍稱為「豫湘桂戰役」），但其目的不在攻占重慶，而是：「擊破敵人，占領和確保湘桂線、粵漢線及京漢路南部沿線要地，以摧毀敵空軍之主要基地，從而抑制其活動。」
「一號作戰」與「五號作戰」不同，它的目的是摧毀美軍在中國的空軍基地，遏止中美空軍對滿洲、朝鮮，以及日本本土的空襲；其次是打通日本本土到東南亞的陸上交通線。也就是說，大本營自知，已無能力攻進四川，徹底擊垮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關於「一號作戰」， 請見本書第二卷第八章。）
「一號作戰」即將結束時，1944年12月2日，岡村寧次就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對重慶一直虎視眈眈，他擔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時，苦心策劃的「西安作戰」未能實現，一直引以為憾……因此，岡村寧次向大本營提出「進攻四川作戰計畫大綱」，建議趁蔣介石政府最脆弱的時候，對重慶「施以最後一擊」，摧毀蔣介石政權。
大本營對這個計畫意見分歧，多數判斷，美軍即將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屆時，必與來自西面的中國軍互相策應，發動總反攻。中國軍隊雖在「一號作戰」中嚴重受損，但因遠征軍已調回國，又陸續獲得美式裝備，戰力已逐漸恢復並有提升之勢。此時若派遣軍大舉向西出擊，可能陷入腹背受敵、兩面作戰的困境。
因此，參謀本部沒有批准這個作戰計畫，理由是：「鑒於日本帝國全盤戰略及國力現況，為肆應主敵美國，不可能實施兩面作戰。為使中國派遣軍目前能專注對美作戰起見，希望加強中國東南沿海方面 的戰備。」……
岡村寧次對大本營的指示不以為然，親自執筆回覆參謀總長，力陳他的看法：西向（四川）作戰可視為對美作戰的一部分，如能攻入重慶，不但能促使重慶早日敗亡，而且也會使美軍登陸計畫受到挫折、甚至躊躇。
大本營還是維持原議，攻入四川的計畫第三度胎死腹中。畑俊六對大本營的保守立場為之扼腕，他嘆息道：錯過這次機會，「重慶屈服之機會將不可能再出現！」（〈畑日記〉，收於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吳文星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5）派遣軍作戰（一）華中方面軍作戰》，頁 678。）
＊作者郭岱君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岩谷將為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副院長，本文選自《重探抗戰史》（卷二，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