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歷經兩次路線之爭，第一次路線之爭，確立臺議運動的共同奮鬥目標，促成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空前的大同團結；第二次的「左右傾辯」、「民族運動與階級鬥爭」之爭，卻造成文協的公開分裂，以及其後主要的抗日團體內部先後又自行分化。
大致地說，文協分裂之後的抗日運動，已進入新的階段，變成一種能「撼動當局施政」、動搖「日本國策」的「真劍的解放運動」。此一階段的主要抗日團體，包括新文協、農組、民眾黨、工總、台共，無論就理論、組織與方法，均與舊文協時的抗日團體大不相同，大都強化組織，嚴格紀律，且表現出革命化、尖銳化、大眾化與國際化的特質，而成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戰術最講究、方法最激烈、動員人數最多、爭議事件最多、被檢舉次數最多、入獄人數最多、入獄時間最長的時期。這種歷史背景也解釋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真正偉大的領導者」，為什麼一定要到1927年以後才會產生。
在1927年以後出現的「真正偉大的領導者」之中，特別值得一提的，便是蔣渭水。由於蔣渭水的稟賦與特質、勤奮與使命感，他所具有的「徹底的性格與不妥協精神」，以及更重要的，在面臨大時代的考驗時，他不迴避，不退怯，不離開戰場，不患「輕率過激」的「小兒病」，也不患「反覆無常」的「老衰病」，在「把持理想」與「凝視現實」之間，以客觀的態度，科學的方法，置身風暴中心，與時俱進，不斷精進，努力從日本本土與中國大陸兩大方向，針對台灣的特殊情況，並結合本身累積多年的實踐經驗，為空前激盪的社會運動尋找出路。他所提出「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路線，便是在理論與實踐不斷探索下發展出來的。經由民眾黨的實踐與證明，蔣渭水的「抗日模式」和「抗日效應」，如放在二十世紀二０年代到三０年代的歷史舞台上，無論和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代表性人物相比較，都讓後代子孫不但感到毫無遜色，更會引以為榮。
5.守護
從1931年蔣渭水逝世到今天(2016年)，在這85年間，1976年全世界第一本《蔣渭水傳》的出版是守護蔣渭水的分水嶺。以這個為分界，我將守護蔣渭水的工作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31年的「大眾葬」到1976年《蔣渭水傳》出版前；第二個階段是從1976年《蔣渭水傳》出版後一直到今日。
1931年8月23日，台北市的永樂座（今迪化街）是蔣渭水告別式的舉辦地點，這一天日本統治當局下令，不准發表蔣渭水的遺囑，要求檢閱弔詞，禁止弔歌，並在葬儀行列所經之處，派遣武裝警察監視。即便在總督府種種禁令的干涉下，仍有超過五千名的台灣民眾自動參加蔣渭水的大眾葬儀，成為「臺灣空前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