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中的人物可能不是做出英雄般壯舉的人物,他們只是在各自的崗位上堅守住最基本良心的人,」他說,「這些最基本的事情累積在一起,改變了歷史的走向。」
事實上,這部電影的完成和上映本身亦見證了韓國政治又一個爭議時期。張駿桓表示,電影從2015年末開始籌備,由於朴槿惠政府對民主主義、光州運動等話題特別敏感,使得凖備工作不得不秘密進行,他甚至一度懷疑影片能否順利完成。但在製作階段,朴槿惠涉嫌腐敗的政治醜聞被揭發導致韓國各地市民上街進行燭光遊行,間接為電影的關注度起到助推作用。
「如果沒有這些,這部電影可能不會以這麼大的規模、與這麼多優秀的演員一起與大家見面,」張駿桓說。
「好像非常諷刺,三十年後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可是為什麼同樣的事情一定會反復出現呢,這也讓人十分苦澀。」
張駿桓不認為政治電影在這個階段的出現是一種流行趨勢,但是在客觀上反映了社會的一些議論進程。
「雖然每個國家的歷史不同,但關於人、人權、平等、自由的故事是人類歷史永恆的主題,」他說,「電影在這裏面也扮演了很重要的社會性作用。」
4月6日,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就朴槿惠濫權、受賄案作出一審判決,韓國前總統被判處24年有期徒刑。
朗天指出,《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等一系列回顧韓國民主抗爭歷史的電影除了給香港觀眾帶來「情感共鳴」之外,客觀上也對香港電影以及社會的現狀給予了「理性解釋」,只是很少觀眾能夠注意到。
「往往欣賞『逆權』電影的觀眾沒有留意到一件事情:為什麼這些韓國電影可以開拍成功?」朗天說,香港觀眾對於這一系列電影受到韓國政府和主流社會認可的背後原因,以及片中人物原型的實際命運等等電影故事之外的因素,採取了一種「非常香港式」的反應,就是「不多想」。
他表示,如果能夠深究這些因素,對比韓國人與香港人在類似的抗爭當中所作的付出,便更能夠理解香港社會的現狀。
「馮小剛的『虛偽』是香港人能一眼看出的」
與《芳華》不一樣,《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以及《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等一系列韓國政治題材電影並未能在中國大陸上映。而在香港,《芳華》則未能得到與「逆權」系列一樣的受歡迎程度,在這個半自治的中國城市僅取得約55萬港元的票房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