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與實之間，存在著遺忘、詮釋和再現的永恆的鬥爭。
歷史上，在重大賽事中北京出現以「台灣」為名義的隊伍上場比賽，就只有兩次，一次是197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屆全運會，再來就是1979年的第四屆全運會。此後，不知道出於什麼緣故，便不再組織台灣隊了。
如今，留下比較多史料紀錄的，是帶有突破性質的1975年那一次。其時，文革雖然尚未結束，但隨著鄧小平於當年出任副總理，協助重病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以教科文體衛環保等「軟領域」為先導的政策鬆動和開放化，遂逐漸開始。
台灣省代表隊被送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運會的舞台，也是基於這一背景。當然，其時的台灣島內，想來這一消息是被高度、嚴格封鎖的。
但另一方面，對於當時大約有兩萬多人的在陸生活台胞而言，台灣省代表隊出現在全運會的舞台上，成為被關注和矚目的重點，這也意味著一個重大信號。
至少，在現實生活中，自反右、文革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成為這些在陸台胞們沉重包袱的「台灣背景」，終於難得地由負轉正，變成了一抹可以被珍視、可以被看重的色彩。
曾經看過一份內部統計說，直到1985年底，自1949年以後在大陸上生活著的台灣人（及其台籍後代）共有25791人。其中到1985年，共累積了1033起冤假錯案，比例也不可謂太低了。
他們當中既有30、40年代就內渡大陸投入抗日的；也有光復以後，因反蔣、反國民黨，在228事件後的抓捕和撤離中，被中共黨組織撤回大陸的。還有在1946年以後的國共內戰中，被國軍從台灣徵兵到大陸戰場，被俘後改編為解放軍或就地另作安排的台灣人。
亦有1950年代以降，從海外──主要是從日本，響應華僑歸國建設號召，沒有去台灣而是去大陸者。
除了上述幾類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從1930年代到1949年間，因著經商、工作、求學等經歷，居住在大陸，而後因兩岸阻隔就再也沒法回到台灣的台灣人。也因此，老台胞的聚集地除了北京外，還以福建、廣東、上海、大連等地為主。
可以想像，1975年的全運會上可以組成一支台灣隊時，對於在大陸上生活、飽嚐政治運動磨厲，又和台灣故鄉隔絕著的台胞們，鼓舞和振奮有多麼大。
按照現在可稽的資料，當年這個代表團共有279人，其中包括運動員和教練、工作人員等。這支台灣隊参加了棒球、篮球、排球、田径、游泳、射击、体操等16项赛事，共參加比賽103場次，上場人員有269人次。
擔任運動員的，除了在大陸上的123名運動員之外，還有從海外各地來到北京參賽的62名台灣籍僑胞，僑居地來自日本、美国、巴西、瑞士等。
代表團團長是1934年就從台灣到福建山區打游擊的老解放軍蔡嘯，副團長則由僑居美國的黃于燕和僑居日本的黄文欽擔綱。
海外各地的台灣人跑來北京為這支代表隊出力的還有旅居加拿大的籃球教練賴淑敏等人。
不令人意外的，這支台灣隊唯一打進決賽的項目，是棒球。
領隊的是出身彰化、228後赴陸先到廈大念書，繼而從軍的原台盟主席張克輝。知名隊員中，則有後來當上大陸國家女壘隊教練的李敏寬。
對於共同組成這支隊伍的在陸台胞或海外台灣籍僑胞來說，反蔣、反國民黨政權，可能是他們在政治上最主要的共同話語之一。
當然，在那個年代，居住在大陸上的台胞固然沒有回台的可能性；那怕是旅居海外的台籍僑胞，若是參贊了這場在北京舉行的比賽，那麼，可能也免不了要上很長一陣子的黑名單，在一定時間內斷了回台的路。
這樣的時代背景，也可以從當年一本介紹這支台灣隊的宣傳漫畫小冊子《心向北京》中看到。
漫畫中設定的從海外響應號召來到北京參賽的，多是在海外跑船的輪船工人等勞動基層人民。
而當他們見到居住在大陸上的台籍親屬，暢敘鄉情時，談得主要也都是影射國民黨權貴的親屬，和美資在台合作投資的工廠，是如何罔顧台灣本土勞權、不惜惡化勞工健康狀況以牟利的，種種說起來咬牙切齒的事兒。
於今，四十多年快五十年過去了，體育當然不可避免地，除了是體育自己，同時還是政治的一種表意形式。特別是像奧運會這種國際關係和兩岸關係交織的場域。
而當年曾經在兩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運會上出現的這支台灣隊，雖然絕不被當時統治著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所承認；但從其個人家族的淵源和省籍意義上來說，他們做為一個台灣人的時間，可能要比當時台灣政府裡的主事者，開始學習當台灣人的時刻要來得早得多。
所以誰又能judge誰是還不是、配不配當台灣人這個問題，一直會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