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第一座總統圖書館，蔣經國總統圖書館於上周揭幕。同時也開放蔣經國生前的居住地「七海寓所」，予民眾參觀。蔡英文總統受邀出席，引起政壇議論。藍營說她冒用了小蔣總統的神主牌；綠營則批評此舉不妥適，愧對民主先賢。無疑呼應了蔡英文總統在致詞時所言，「…否則，在台灣，蔣經國前總統永遠只是一部分人的蔣經國。有些人記得他所帶來的經濟發展與安全感，而另外有些人，則記得他所代表的威權體制。」
無可否認，蔣經國主政的16年當中，是型塑中華民國現今樣貌的關鍵年代。也是我國在民主轉型以後，最容易引起藍綠陣營爭論的人物。當時的時空背景，挑戰中華民國繼續生存的壓力來自四面八方。從1972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後，實質扛起維護國家的重大責任。他所面對的是，美國轉向與中共交往，導致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萎縮；國內則面臨社會結構的轉變，黨外民主先賢對威權改革堅定地呼喚。在這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之大，讓他在日記末寫下，「生來就是一條苦命」，作為對自己人生的總結。
去（2021）年林孝庭先生，藉由胡佛研究所公開的《蔣經國日記》，搭配相關史料佐證，出版『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為我們系統性地整理出蔣經國從年輕到年老的心境轉變，同時也描述中華民國在冷戰後的發展歷程。
確實，在國民政府遷台初期，對台灣的看法，如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一樣，只是單純把這塊土地當作殖民地（或說暫居地）。蔣介石不停謀劃著，要如何借用外力，於不久後完成「反攻大陸」的偉業，回到故土，解救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直到蔣經國時代，盱衡國際情勢對其父畢生的夢想，不再有實現的可能，轉而全心全意對台灣進行建設與改革。使中華民國的體制能夠繼續生存於這塊土地上，為台灣帶來經濟發展的絕佳際遇。這也是後來為何台灣民眾對歷任總統評價時，蔣經國能名列前茅的主要原因。
情治單位誤判濫抓誰之過？
當然有些人對於蔣經國長期重用特務機關、情治單位，打壓人權而感到反感。認為他不配享有如此正向的歷史評價。如林孝庭於書中所述，蔣經國在五零年代所造成的冤錯假案，必須給予責任歸屬，無從迴避其負責督導全台情治工作所應擔待的政治責任。然而，他根本不可能親自過問每個案件的細節，也時常對特務系統猜疑、反感，甚至不信任。但矛盾的是，又得不依賴這些情治耳目所「餵養」的政治情報，監控政敵乃至民間團體的一舉一動。
其後在他主政的任內，發生眾所周知的江南案、陳文成命案、林宅血案。林孝庭認為，蔣經國或許不樂見政敵流血甚至喪命，但是如果沒有他默許台灣整體氛圍走向緊縮，從而喚起敵我意識，以便應對來自中共與海內外台獨勢力的挑戰，黨內保守力量又如何能夠肆無忌憚？這些接連發生的重大危機，近乎動搖國本，帶給蔣經國的壓力可想而知。但話鋒一轉，林也指出，當蔣經國以台灣安全為最優先考量來處理白色恐怖政治案件時，同時又無法參照當今「普世價值」的條件情況下，他也許是發自內心地認為，自己是在做一件正確且對國家有利的事。
因此，當我們回顧並評價這些歷史的時候，如何避免以現今的價值觀，想當然耳般地投射到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時空情境，確實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我想這就如同以今日的道德觀，去批判早期擁有三妻四妾的男人失格，或許未必公允。這麼說，並非去肯定當時的錯誤，但如換做我們身處當時的國際格局，我們又將做出什麼更高明的作為？
見對岸改革開放 成蔣經國解除戒嚴壓力
而當大家談論蔣經國為何會選擇在其晚年解除戒嚴、開放黨報禁等，大多以為是迫於美方的壓力，而周邊國家又相繼發生威權者倒台，流亡海外的案例，讓他心生畏懼。但是，林孝庭指出，這背後忽略了與此同時中國大陸領導人鄧小平也開始進行改革開放，對蔣經國所造成的壓力。因此當鄧小平對台灣提出「一國兩制」方案的時候，他便以「一國良制」回應。認為兩邊應該在制度上，進行較勁，看誰能為國家帶來興盛，為人民增進福祉。由此可知，中共選擇改革開放，的確催化蔣經國加速他的改革進程。
有些人認為蔣經國並不具有民主的思想，確實，從林孝庭從蔣經國日記的分析中，可以發現蔣經國認為，民主不必然得透過選舉。在他心目中，執政者只要開明專制，能夠改善人民生活才是第一要事。因此，他所看重的是「民本」。在國民政府長年秉持孫文的三民主義中，他恐怕認為「民生」更勝於「民權」。這從他擔任行政院長時，流傳於網路上破百萬點閱率的一段談話中可以明白。他說，「…有腐弊的案子我們一定辦，扯上面的案子我們也辦，新的案子也辦，凡是犯法的事情我們都要辦。但是希望工商界的人，要體驗到我們國家的一個政策，我們所要顧到的是全民的生活的安定，全民的物價的穩定，這是我們的基本的一個政策。」
回顧蔣經國的一生，青少時期被流放到蘇聯作苦役，整整長達12年的時間。在那段時間裡，接受共產主義的思想灌輸，不僅導致蔣介石必須對他「再教育」，更造成美方對他掌權初期的不信任感。但是這段期間的磨練，卻也養成他民胞物與、同理基層人民生活的政治性格。身為「太子」的他，大可以選擇當紈褲子弟，過奢華的日子，但他並沒有這麼做。這從他來台生活最久「七海寓所」日常擺設裡，便可一覽他節儉樸實、不愛鋪張的生活風格。
時至今日，他的舊部屬談到往日與他共事的經驗，仍感佩他勤政愛民的風範，甚至難過哽咽難以陳述。這又何嘗不是他在多數台灣民眾眼中，所遺留下來的形象。但林孝庭也為我們指出，來台初期蔣經國對台籍人士，並無太多正向的好感。直到後來下鄉感受到基層民眾的歡迎與熱情，才逐漸轉變他對台灣人的看法，進而產生「能與本省人多來往，無論在情感與政治方面都是有益處的」的轉變。
根據前行政院長李煥生前描述，蔣經國晚年曾跟他吐露他有三個心願，除改革國民黨及兩岸民間交往之外，更重要的是解除戒嚴，蔣說，「我要解除戒嚴。我們戒嚴已經四十多年，台灣同胞算是好的，否則的話早就要革命了」。「隨著挑戰國府法統的民主化呼聲日益高漲，蔣經國要以『革新保台』的開明形象取得民心的支持，又要設法安撫黨內頑固保守勢力的情緒，可謂費盡心思。」雖然蔣經國給外界政治強人的形象，但未必能夠完全不在意黨內大老的反撲聲浪。在一來一往的過程中，蔣經國的選擇有其不得已，也有他盱衡國內外情勢後，所做的政治判斷。
一切如同林孝庭在373-374頁所陳述的，「1949年以『流亡異鄉』的心態來台避禍，對島上的一切感到新奇。經歷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以『國家安全』之名逮捕台籍菁英，六〇年代改善與台人關係，七〇年代在內憂外患中開啟『本土化』工程，以及八〇年代順應潮流，全面推動民主化，這其中或許出於無奈與被動，或許內心不時夾雜著猶疑、掙扎與路線擺盪，然而若沒有他以政治強人的高度，在生命最後的階段奮力打開新局，則其亡故後，無論誰繼承其位，都將缺乏足夠的威望與膽量來達成此目標。當蔣經國晚年脫口說出『我也是台灣人』時，除了流露她對這片生活了四十年的土地之私人情感，以及從『異鄉人』到『本地人』的心境轉折之外，又何嘗不是國府遷台後，出身並受益於威權體制的政治強人，親手終結數十年威權統治格局、讓台灣得以走向真正民主的總紀錄。」
當初假如他所挑選的副手並非李登輝，是否今日的台灣，完全是另一種面貌？倘若晚年，他仍堅持以蔣介石的法統自居，繼續讓威權體制存續，不在生命的晚期親手戳破民主革新的門扉，那麼李登輝是否又能輕易地在國民黨大老尚存的時代，逐步推倒威權高牆，獲得「民主先生」的美名？
是的，台灣今日的民主成就，不能以「歸功」二字，形容受益於威權時代的蔣經國。但是，在他晚年對於前仆後繼的民主呼聲，採取和緩的作為，不繼續硬幹到底，卻是可以用「不可否認」來形容他睿智的政治判斷。他主政時期的錯誤，我們必須記取反省；但他對中華民國政權在台澎金馬的存續，讓台灣倖免於中共的統治，也有旁人難以取代的貢獻。面對過去威權歷史留下來的冤錯假案，得加快腳步進行，將真相還給關係人士，並給予適切的平反與補償。最後，必須說的是，在婆娑之島面臨驚濤駭浪的時代，換做是我們，也未必能夠做出最佳的抉擇。尤其蔣經國晚年受到糖尿病的折磨，還得面臨國內外變局的考驗，若無超乎常人的堅忍意志，應是禁不起這樣的多重磨練。總結他一生，是真的做到他父親臨終前給他的遺志，「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
而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無法忽視技術官僚的前瞻與專業，但同時也必須體認到，有無數台灣人民的辛勤，以勤奮努力的精神，為台灣創造世界的經濟奇蹟。也許如同柯文哲曾經所說，「即使我們有不同的過去，但是我們有共同的現在，繼續走向共同的未來」。期盼隨著愈來愈多歷史真相的揭露，我們能夠以更客觀、全面的角度，看待蔣經國主政時期的種種作為，給予他應有的歷史評價。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二年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