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如泥鰍，狡猾得很！一代大師／頑童／文妖／文痞……李敖之死，正好可以用來析解歷史人物是如何活趣、欺瞞、顛覆一整個時代；弔詭的，他的終極定位卻未必能如他所願！
月旦人物不是外科手術，不能遽爾切割說：早年李敖風華鼎盛、言之有物，猶如先知於暗黑中捎來微光；怎奈晚年返祖症纏身，以致反美帝、頌天朝，歌一統、罵台獨。這種截肢手術看似客觀公允，其實怠惰得很，永遠是瞎子摸象！
一九六○年代大鬧天宮
要談李敖，不能以學科之網撈捕，也不該妄立分水嶺，而必須回顧他的時代以及心繫的思想傳承，這才不致太離譜！準此，一九六○年代既是李敖的奠基點，從中更可捕捉向為人忽略的瑰麗奇珍。
陳映真生前總慨歎，歐美日風起雲湧的六○年代，台灣卻是瘖啞烏黑。若有火花，只是少數覺青零星脆弱的反抗，卻連個漣漪都不生，這就是劉大任刻鏤《浮游群落》的時代註記。然而，就算彼時台灣鎖國搞白色恐怖，還是可藉由橫向的移植，讓島內的青年獲致一定的苦悶紓發和國際接軌，這其中《文星》雜誌和李敖就此暴得大名。
六一年十一月，第四十九期的《文星》出現李敖為這本雜誌所寫的第一篇文章〈老年人和棒子〉。之後《文星》成他的舞台，而他也漸成《文星》的操盤手。他嘻笑怒罵活似孫潑猴，且都一針見血讓被罵者七竅生煙、反擊無力，尤其「中西文化論戰」就是他憑本事大鬧天宮的歷史勳章。
當時年輕氣盛的李敖「分心二用，雙手互搏」，左手護胡適，與徐復觀、任卓宣、鄭學稼搏擊，右手戳傳統文化之弊，與胡秋原、劉述先等拚內力。事後綜觀這些論戰文字，絕大多數是各說各話，乃至人身攻擊，學術功力更是在乾嘉學派的羽翼裡翻滾文字義理，實在稱不上前瞻。
《北京法源寺》啟蒙讀者歷史用趣
然而，從兩個層面來看，這場中西文化論戰在台灣仍有其意義。首先，看似乾嘉訓詁之學的異地翻新；但李敖的用心是藉由文化的深探，讓視野重回清末民初的歷史現場，他要以康、梁、譚嗣同等人的處境衝決網羅，表象來看好像百日維新、五四精神的再現，實則當年的黨國體制凶險更勝慈禧、北洋政府，李敖敢以自身之力正面突擊，除了自大至極的信念外，沒有厚實的歷史底蘊和情感就不濟事。
因此，日後他寫就一生唯一可看的小說《北京法源寺》，就是挹注感情與歷史情境於一爐所致。更且戰後嬰兒潮一代的台灣人，經此啟蒙鼓舞，頗多人慢慢理解歷史之用趣，於是從中國史（尤其近代史）而後迂迴徐進台灣史。不論是否無心插柳柳成蔭，是否曲徑千繞，若無《文星》時代的李敖，是難以期成歷史研讀會綻放精彩視角。深一層看，少了歷史感情與底蘊，台灣的反對運動就不可能扎根。
再者，李敖以《文星》為舞台，創發出台版、小型的六○年代青年風暴。其性質、規模（左翼、集體、激進）自然無法和彼時歐美日的等級相類比；但對照前述陳映真等人的「浮游群落」悲運，李敖以說學逗唱、單人相聲風格搭起的舞台，其實反倒符合南島熱鬧喧騰的氛圍。在雷震遭構陷入獄的六○年代，看著李敖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當然會激發年輕世代有為者亦若是的內心呼應。六○年代是李敖的，這既有知識啟蒙的興味，更具娛樂大眾神效。
但問題在於，李敖始終是以《荒野大鑣客》的孤孑身影強逞英雄本色，那種看似不妥協的抗爭風格，與其說是自由主義，毋寧更接近楊朱的自我中心主義。再進一步勘查，李敖的這種自我中心主義，完全與彼時風行的存在主義若符合節──「存在即本質」，形露於外即是荒謬、扭曲、疏離。奠基於此時代的李敖，爾後永遠以一種不合時宜的「異鄉人」姿態面世。當他開風氣之先帶動潛在的反抗能量後，崇拜者終會發現李敖只是自戀、狂悖，最後幾近法西斯。
白色恐怖年代栽了兩次筋斗
儘管李敖精擅於在黨國鋼索上行走，然而在白色恐怖年代還是栽了兩次筋斗，一次是涉嫌援助民主運動人士，致讓自己惹上多年徒刑，另一次純屬爭產意外。彷彿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中練就火眼金睛般，爾後的李敖更不信人，俠義施捨是算計，勒索名人是日常。
最後他「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到處興訟提告，讓過往役使他的暴力國家機器轉而為他所役，這簡直就像《天龍八部》裡的「星宿老怪」丁春秋。李敖以其荒謬見證時代的悲涼，但似乎少有人從這脈絡一窺李敖虛實，或直視中華民國台灣的千古糾結。荒謬即本質，糾結於此的李敖更形讓它纏繞，不再解釋何以反覆、反動。
再就學問的深淺來衡度。李敖始終停留在考證學派的脈絡，精敲之後的義理淬提從不在計慮之內；關於黨國人物的祕辛爬梳，最後也流於八卦追索。李敖孜矻於搜羅群書、檔案，日日定時勤作，但他有史才、史學，但少了史識，更不用說史德的闕如。這還僅就華夏傳統史學來言說，要承接泰西史學的脈動，他更是力有未逮，更大的缺漏是他完全置西洋歷史哲學、社會科學於度外。所以看李敖之書一如看丹布朗（Dan Brown）的小說，精彩備至卻過目即忘。
李敖一心以偉大的作家、史家、思想家自期，但終其一生儘管著述甚豐，他就像逐日的夸父，夜以繼日地狂讀速寫，終究離他自己以及旁人設定的客觀門檻都遠甚！這等荒謬實相早在上個世紀六○年代就已鑄成形模，所以要論李敖特質與侷限定著於此即可，這是資本的萌芽、積累與生產，其後就只是擴大再生產，甚或剩餘價值的自我剝削。
必須一提的是，李敖未如夸父渴死、累死，且在往後半世紀繼續「禍台」──用他自己的話。
荒謬的李敖，從不是魏晉清談人物，他好名貪財，孤高又喜役使他人，到了八○年代黎明初露，以著一本本的《千秋評論》、《萬歲評論》做為政論旋風兒，並而試圖「指導」黨外的所有活動。這當然就與眾人鬧翻，於是負評、訴訟全集於一身。
自豪立德立言立功，實則敗德一生
當「李敖死了」的天啟之音響起，公眾靜待李敖從此不見於人群；孰料有線電視的出現，竟讓李敖得以依託蓮花金身再起。從此他以三寸不爛之舌讓聲名又起，只是不論於政界、傳媒，曾經一時的英豪，從此蛻變成一代丑角──反蔣人物竟與黨國餘孽馮滬祥合流，口頌自由卻稱道極權中國。壓在他身上的五指山已非國家機器，而是淺薄的消費主義，和他作繭自縛的荒謬基因。
李敖一再自豪，立德、立言、立功都滿載，實則敗德一生（以今之「政治正確」測試，他無一合格），胡言蓋天，倒是從文化、政治衝撞黨國體制，的確功不唐捐。但與其探索外在的事功，李敖的存在就是當代台灣史不能避開的課題。他大聲嚷嚷自由不羈，卻是極權秩序的尊崇者；他不屑台灣，卻是島嶼才能提供他精彩一生；他想認真擘畫思想大業，人們只想看他的鬧劇登場。當然，悲劇就此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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