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還有一個問題。金融全球化的擁護者採信的那種成長模型，把儲蓄和可投資資金的供給視為主要推動力。在這個模型裡，對於國外金融的接觸機會愈多，將會促進國內投資並且造成更高的經濟成長率。然而，在對國外金融開放的開發中國家裡，投資與成長卻都沒有增加。在投資與成長當中都缺乏一股正面趨勢，顯示這些國家面臨的成長限制位在其他地方。企業之所以沒有投資，不是因為它們被排除於金融之外，而是因為它們（由於眾多原因）預見不到高報酬。金融流量的增加刺激了消費，而不是投資。此外，由於資本流入促使本國貨幣升值，更導致情況惡化，進一步削減了貿易產業的獲利。在這個對於許多開發中與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實際狀況顯然描述得比較貼切的模型裡，自由資本流動乃是一份有毒的禮物。
所幸，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從這次經驗學到了教訓。對於華盛頓共識與金融全球化這兩者，現在已大體上達成一致的意見，認為當初對於一項普適性做法的追求過於狂熱，而對不受約束的市場能夠帶來的效益推銷過度。今天，沒有一套適合所有國家的單一政策，而且國內改革必須依照特定環境量身打造，幾乎已經成為發展經濟學家、金融專家與國際機構的口頭禪。共同藍圖已經受到捨棄，現在當紅的是模型選擇。
＊作者為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研究領域涵蓋全球化、經濟成長與發展，以及政治經濟學。獲頒美國社會科學委員會首屆赫緒曼獎、列昂惕夫經濟思想促進獎。本文選自作者新著《經濟學好厲害：如果沒有誤用的話》（衛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