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華盛頓共識還提出一套普遍適用的藥方。這套藥方認定所有開發中國家都差不多一樣，患有相同的症狀，所以需要的也是一套無所差異的改革。當地情境極少受到考慮，依據改革的迫切性或可行性而排定優先順序的必要性也同樣受到忽略。隨著一個接一個國家的改革都沒有得到效果，那些擁護者的本能反應即是擴展「待辦事項」清單，而不是調整已經施行的改革措施。於是，原本的華盛頓共識又添加了一份迅速發展而出的額外措施清單，內容涵蓋勞動市場、金融標準、治理改善，以及中央銀行法規等等。
華盛頓共識背後的經濟學家忘了他們其實是在一個本質為次優世界的區域裡運作。如同第二章討論過的，在市場存在著多重缺陷的環境裡，對於政策效果通常懷有的直覺認知可能會造成相當大的誤導。私有化、鬆綁，以及貿易自由化都可能產生反效果。特定種類的市場限制可能會是好的。這種環境裡的政策改革需要把這類次優問題明確納入考量的模型。
想想開放貿易（這是華盛頓共識當中的一個關鍵項目）理當會有什麼效果。進口壁壘一旦削減，無力因應國際競爭的企業就會縮小規模或者倒閉，而將其資源（員工、資本、經理人）釋放給經濟當中的其他部分利用。另一方面，效率和國際競爭力比較高的部門則是會擴張，吸收那些資源，並且為速度更快的經濟成長鋪路。在採用這種策略的拉丁美洲與非洲國家裡，這項預測的前半部分大體上都有成真，但後半部分卻不然。原本受到進口壁壘保護的製造廠商遭受重大打擊。但奠基在現代科技之上的新式出口導向活動，擴張速度卻是遲緩不前。工作人口反而湧進生產力較低的非正式服務部門，例如做小生意。整體生產力都出現下滑。
為什麼會這樣？許多受到影響的市場，其運作狀況都和預期的不同。勞動市場不具備足夠的彈性，因此無法將勞動力迅速重新配置到比較有效率的新部門。資本市場未能支持出口導向企業的創立。幣值仍然過高，因此製造業的大部分廠商都缺乏全球競爭力。協調失靈、知識外溢以及建立灘頭堡的高昂成本阻礙了潛在廠商進入新的比較優勢領域。捉襟見肘的政府也無力投資基礎建設或是新興產業所需的其他支持型態。
華盛頓共識在拉丁美洲與非洲得到的結果，與亞洲國家的經驗形成強烈對比。亞洲國家採用的全球參與策略明確屬於次優策略。與其在初期對進口自由化，南韓、臺灣，以及後來的中國都是藉著直接補助本國製造業的方法進軍出口市場。缺乏效率的製造廠商在初期階段受到保護，以避免大量失業造成生產力更低的非正式職業（例如小買賣）因此擴張。這些國家也利用總體經濟與金融方面的控制措施，以保持其貨幣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性。這些國家全都採用產業政策培育新的製造部門，並且降低本國經濟對自然資源的依賴。此外，這些國家也都在這些一般性的層面之上又各自進一步調整其策略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