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觀察者檢視了亞洲經驗以及其「非正規」政策所獲致的成功之後，都認定這些案例證明標準經濟學錯了。不過，此一解讀並不正確。從假定市場運作良好的模型來看，亞洲的許多經濟政策確實都顯得毫無道理。不過，這些模型在此處顯然是錯誤的選擇。中國或南韓的策略其實沒有什麼部分無法受到經濟模型的解釋，前提是那些模型必須把這些經濟體面臨的某些重大的次優挑戰納入考量。經濟學家一旦要面對市場在廠商為數稀少、進入障礙高、資訊貧乏而且制度不彰的低所得環境當中的真正運作方式（或是運作失敗的方式），這些替代性模型便是不可或缺。
經濟學家把華盛頓共識的邏輯推到極限，而且可能造成了最大傷害的地方，就在於金融全球化。威廉森原本列出的改革措施並未包括解放跨國界資本流動；他對金融全球化的效益抱持懷疑態度。然而，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撤除資本在全世界自由流動的障礙卻成了市場經濟學的最後疆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這個富國俱樂部把解放跨國界資本流動列為取得會員國資格的前提要件。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的高階經濟學家也試圖將自由資本流動的原則納入憲章。
這項運動背後存在著不少傑出經濟學家的想法，例如曾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的費雪（Stanley Fischer）。費雪在一九九四年加入國際貨幣基金，擔任副總裁暨首席經濟學家。他深知跨國界金融流動的自由化有可能會造成不穩定。金融自由的歷史紀錄確實呈現了許多令人擔心的狀況。凱因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呼籲資本管制，當時他心中想到的就是兩次大戰之間那段時期的金融全球化所帶來的金融過度現象：反覆發生的金融恐慌與金融危機，市場情緒突然變動造成痛苦的經濟調整，以及嚴格限制因應總體經濟起伏的措施。
費雪沒有忽略這些風險，但他認為這個險值得一冒。自由資本移動將可提高全球儲蓄配置的效率。資本將會從資本充裕的地方流往資本稀少之處，從而促進經濟成長。貧窮國家的居民將可接觸更多的可投資資源與外國資本市場，從而能夠分散他們的投資。另一方面，不穩定的風險則可以藉著改善總體經濟管理以及強化金融管制而降低。費雪承認，沒有什麼系統性的證據顯示開發中國家確實能夠從資本移動的自由度提高當中獲益，但他認為這類證據遲早會愈來愈多。
費雪的主張當中所隱含的模型，再度大幅忽視了次優問題。他認定只要政府的意志夠強烈，就可以克服國內在總體經濟與管制上的弱點。實際上，事實卻證明這些改變非常難以達成，部分原因是經濟學家根本不知道必須要採取哪些作為。資本移動自由，加上國內的總體經濟與金融扭曲，造成了嚴重的負面結果。接觸外國資本市場的機會，讓國內市場得以大量吸收短期外債，也讓輕率的政府得以借取在國內市場上絕對借不到的金額。由此造成的結果，即是在泰國、南韓、印尼、墨西哥、俄羅斯、阿根廷、巴西、土耳其，以及其他地方發生一連串嚴重的金融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終究承認資本流動的完全自由化不是一個適合所有國家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