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說我們要保護自己、戴好口罩、1.5公尺社交距離，卻忽略了心理健康……可能大家覺得有精神疾病經驗的人看醫生吃藥就好，但藥物無法完全幫助人狀況變好，有些人很需要心理諮商，但疫情來了，就真的突然停了……」
2021年5月15日台灣因COVID-19疫情正式進入「三級警戒」、諸多民眾進入足不出戶的日子，好好待在家似乎就是抗疫護台灣，卻也有一群精神疾病經驗者陷入最無助的狀況──醫院大半門診照常運作、心理諮商卻停擺了，曾經能規畫自己生活的人們出不了門、被迫關在家面對與家人的紛爭，曾發病過的阿敏（化名）說那陣子會有「死了算了」的念頭，待在家看到刀子就會怕、怕傷害自己更怕傷害丈夫。
疫情期間人們都說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身體健康是重要課題，心理健康卻是硬生生被隱形，而10月28日開展之「貧窮人的台北」系列講座，即道出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人們，疫情期間掙扎求生之日常。
「我好想做點事情，但又沒事情可以做…」長久在家衝突升溫 精神疾病經驗者最難熬的三級警戒
10月28日晚間，曾受疫情紛擾的萬華終於再次開辦講座，這是「貧窮人台北」特展系列講座之一，讓貧困身心障礙者現身談談疫情對他們的影響。「貧窮人的台北」策展人、萬華在地團體「人生百味」創辦人之一朱剛勇，在講座開場便感嘆：「我們無時無刻都在想著，怎麼再次跟人開始接觸……」疫情巨浪下「群聚」成為禁忌，終於可以辦講座的這天是多麼得來不易。
疫情掃到的不只是講座，還有精神疾病經驗者得以喘息的、位於台北市木柵的「活泉之家」，他們最需要的「人與人的連結」被剝除了70幾天──活泉社工李麗芬說，活泉服務對象就是有精神疾病困擾的人，雖說一般社會大眾可能會稱這些人為「精神病人」，這裡不把人視為「病人」而是「夥伴」，會員們一起分享彼此心情、一起進行藝術創作、梳理彼此的傷口，這樣走著已過14年，也是第三度參加「貧窮人的台北」展覽活動。
「大家聽到『貧窮』，可能比較會想到的是『沒有錢』的人，但我們跟會員討論以後，大家覺得我們也是『貧窮』──這不見得是經濟上很貧窮，是覺得自己在人與人的關係這方面很疏遠，可能沒有太多朋友、可能在一些報導上被覺得跟一般人有區隔，在社會上有被視為『病人』的感覺。」李麗芬說。
對於曾患精神疾病而不被理解的生命，14年來活泉之家就是隨時準備傾聽，然而當2021年5月份COVID-19疫情橫掃台灣，一切開始變異──5月14日起，活泉之家就因疫情暫先封閉本來可以讓會員自由參加小組活動、無需登記的據點，當據點停了，工作人員首要任務就是在5月下旬的兩周內頻密打電話聯繫超過100名會員了解狀況、也暫先維持一周一次線上小組活動。
回憶當時打電話的順位，李麗芬說是從自理生活能力較弱、獨居者、家庭支持能力弱、不太懂安排自己生活的會員聯繫起，最後順位才是平常很會安排自己生活的會員──但真的打起電話工作人員也意識到，疫情衝擊無分自理生活能力，當圖書館、觀光區、餐廳都隨疫情關門、一切「人與人的連結」都轉為線上活動，心靈支持的環境將被大大削弱，6月開始活泉之家也因此走入幾乎天天都有線上活動的狀況。
受疫情衝擊的會員之一是飄風（化名），他直言，雖然很多人一開始在家會覺得不用出門這事應該還好，如果長久沒出門，心情起伏也會跟著變大：「一天24小時花一半時間在電腦前，看久了，那種無聊的感覺又出現，我好想做點事情，但又沒事情可以做……」
疫情前的飄風喜歡在外晃晃，時常在西門町夜深人靜的11–12點時散步’、享受沒什麼人的感覺。他做兼職工作、長久以來總被家人質問「幹嘛不去找正職」，遊蕩在外就是他避免爭執的方法，但當疫情來襲就常被關在家裡，家人更頻繁問：「你幹嘛總是想跑出去？」即便想找朋友、朋友也因擔心疫情不便出門。
最後飄風的解法就是去不會被覺得「虛度時間」的誠品看書、甚至買書買到變金卡，因家中網路訊號不好、參與線上活動總是卡卡，他也嘗試用line群組文字聊天、需要看視訊再去幾乎沒有人的東區地下街聊──飄風很努力維持生活，但後來他也發現疫情對他造成不小影響，「我好像太久沒跟人講話了，我講話方法已經開始打結了……」
「醫院門診幾乎都沒有關，為什麼心理諮商服務就停了？」政府宣導打疫苗戴口罩 心理健康卻缺席
另一深受疫情影響的活泉會員是阿敏（化名）。阿敏的興趣是創作、也想找一份跟設計有關的工作，但現實生活就是很難如願，她無法錄取相關職訓課程、想折衷找份做得來的工作卻也頻頻碰壁，即便找到一份有興趣的縫紉機店員工作也被嫌「太安靜」辭退，她不斷想著：「沒工作好像就沒能力、失去身為人的意義……」直到2021年參與活泉之家創作課程，她才發現自己真的很喜歡畫畫、沒工作時會一直去，即便路程要搭1.5小的車也願意，只是當疫情來襲被迫關在家，她的生活又迷路了。
「三級警戒成天待在家裡，好像失去自由……」過去沒工作時阿敏會逛市場逛圖書館，這些出口都因疫情停擺了，待在家裡過去在原生家庭累積的傷口也會不斷浮現，「我覺得我無法靜下來讀書，平靜下來好像又要回到過去、那些痛苦的事好像又要再發生了……」
即便與丈夫相識結婚後阿敏擺脫過去家庭，三級警戒期間丈夫在家上班、兩人因家事時有摩擦，過去阿敏發病時可依靠的醫院、心衛中心諮商服務又因疫情中斷，那過程很崩潰，「覺得沒有人可以跟我講話，在家會有負面念頭出來，常想死掉算了……」疫情期間她在家看到刀子都害怕，「覺得刀子會傷害我，不管是自己可能拿刀傷害自己、怕自己拿刀傷害先生，很恐懼……」
各種無助下，阿敏也只能漸漸習慣在家生活，她報名服裝設計線上課程、曾經可以去畫畫的活泉之家大量舉行線上活動以後也積極參與，被迫中斷的心理諮商則收聽podcast節目稍稍補足，直到心理諮商終於恢復，她立刻又去：「多個人可以聽我說話，對我來說很必要，生理健康跟心理健康都一樣重要……」
當「人與人的連結」因疫情斷裂，網路可能填補鴻溝、一如飄風與阿敏的疫情生活，但也有無法使用網路的精神疾病經驗者，是在三級警戒期間住院的Betty（化名）。回憶住院那段日子，Betty說家資中心的社工、活泉之家的社工、衛生所護理師都無法到病房探望，「我覺得很失望，住在那邊最希望有人來陪伴……」
出院以後活泉之家也因疫情改為線上活動，Betty沒網路無法參加、想跟人說話只能等待社工打電話來，就連疫情期間收到重要文件想找社工求助也沒辦法面對面直接看、跟社工想一陣才想到可以透過傳真機傳送內容，當沒有網路的人遇到疫情，那份與社會之間的斷裂感就更勝以往。後來精神科門診也因疫情陷入停擺，Betty找不到過去認識的醫生了，只能轉往衛生所求助。
就飄風、阿敏、Betty的經歷，李麗芬說，或許大家會以為有精神疾病經驗的人看醫生吃藥就好，但藥物無法完全幫助人狀況變好，有狀況的人還是需要心理諮商、頻率可能是一兩周就一次，而當疫情來襲，這些是真的突然停了、完全沒有替代方案──即便有民間團體意識到心理諮商重要性、推出線上免費服務，這服務也受限於資源不足、政府無補助，一次僅半小時、每人每月一次，幫助有限。
「醫院門診幾乎都沒有關，但為什麼心理諮商服務就停了呢？」這是李麗芬感到困惑的，人生病需要醫生、政府說民眾要打疫苗保護自己，心理治療卻好像相對不重要，活泉之家與會員們是一起尋找方法才能在疫情撐下來；對於沒有網路、很難參與線上活動的會員，李麗芬也不希望失去夥伴彼此連結的關係，曾嘗試在進行線上活動的時候，用手機打電話給沒網路的會員、然後手機開擴音，讓電話中的會員跟線上的會員對話、彼此問候與分享近況。幸好實驗過程是成功的。
「有些人很敏感，疫情那麼大的影響，對一些敏感的人來說影響與改變是很大的……疫情有很多事情無法跟本來一樣，但那種溫度，是可以保留跟維持的……」李麗芬說，如果很不幸之後疫情又來、很不幸又要面臨漫長的社會斷裂，實在很希望政府也能看見跟身體健康一樣重要的心理健康、人們被陪伴與傾聽的需求。
「障礙者本身就有彼此互助的能力」疫情期間自成堡壘、發紓困金幫助更多人 新巨輪「共生家園」人與人連結
一樣在疫情下被政府漏接、卻靠自己力量撐起的，還有在街頭兜售抹布原子筆等生活用品、組成「新巨輪協會」之身障者。街賣者之一阿坤（化名）自小就碰過一波疫情、是小兒麻痺，國中開始雙腳慢慢萎縮、必須撐拐杖走路，直到21歲被朋友介紹去醫治穿鐵鞋，才終於可以勉強在家走點路，國中畢業後去做學徒的金工工作也更順利了。30歲左右，阿坤因債務問題到台北，騎三輪車快遞也開始做街賣，15年來慢慢還清債務、在外租了個房子叫貨繼續賣，在教會「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一切」、「凡事都可行，但要思考對你有沒有益處」等話語鼓勵下，他有了自己的新人生。
然而當疫情來襲，街上都沒有人、阿坤長達兩三個月無法出門，他只能每天早上泡個麥片、滑手機到傍晚、買個晚餐再一覺到天亮，就連本來從事的街頭藝人工作都無法持續，欠下兩個月房租──真的走投無路時，新巨輪協會卻接下阿坤求助、空出一個房間讓他搬進去，如今阿坤已經還完向協會借的錢、一身輕，他對如今生活很是感激：「像這樣一個人住滿寬的，我搬來這邊不用房租又有工作……我現在不會覺得窮，我們願意做就有飯吃。」
過往社會大眾對一群街賣者住在一起的協會總有「集團把持」刻板印象，新巨輪協會工作人員岑家忻說，幸好持續倡議下人們對街賣者認識更多，認識大家互助與認真過生活的一面──新巨輪協會長期提供租屋困難的身障者一個自己的空間、從事街賣工作有份自己的收入，街頭販售每100元有50元給身障者、50元提供協會租屋水電進貨人事成本，2021年5月疫情爆發，新巨輪更是決定支應所有住民三餐與生活用品，讓所有住民安心居家抗疫。
回憶那時，岑家忻說是真的非常驚險、才搬到新家3天就碰到疫情爆發──過去新巨輪住處很小、小到必須分兩地才能容納20幾位街賣者，幸好疫情爆發前就把所有人安頓到新家，公共空間大到一次進10幾台輪椅都沒問題。
「我們怕大家出門容易被傳染，畢竟大家快20位住一起、有群聚傳染風險，所以疫情爆發就盡量大家別外出……大家無法外出工作又沒有太多存款、收入滿拮据，那時大家都沒上工，就由協會來支應大家三餐與生活用品。我們也動員所有住民一起幫忙維護，如果手腳還能稍稍行動的就一起輪班、一天分三班消毒，畢竟現在新家變很大，希望很多人來幫忙消毒。」岑家忻如此回憶三級警戒期間的日子。住在一起當然也會有摩擦、何況是20幾個人一天24小時都待在協會，「大家行動不是這麼方便又不能外出，生活真的很苦悶」，但在6月開始新巨輪舉行「家園會議」、固定開會溝通分工，整個氣氛也變了。
新巨輪不只顧好現有街賣者，甚至自籌經費提供更多辛苦的街賣者紓困補助──岑家忻說政府紓困補助會有一些限制，同互籍只能領一次、久未聯繫家人的身障者領不到，外籍身份也無法申請補助，這過程裡新巨輪理事長陳安宗就主動接觸其他街賣團體詢問是否需要協助，也真的聯繫到一個育有自閉症孩子、在板橋車站做街賣的外籍媽媽，透過協會自發補助金度過難關。
「很多時候，我們忽略障礙者本身就有彼此互助的能力……」回顧這段日子，岑家忻最深感觸是：「我覺得，人際社群連結是貧困障礙者最大支持力量……有更多弱勢者是獨居，他可能有補助、有社工去關心，但他還是要去外面買東西吃或買食材回來煮、生活大小事需要旁人幫助，如果有更多像街賣者共生家園這樣的地方，真的可以在疫情下替障礙者維持住最基本的生活。」
過往巨輪街賣者未成立協會時，時常有同為身障者的理事長陳安宗、其妻小茹姐單打獨鬥，他一人扛起協會或許是「頭家」文化下自己作為老闆的期許、要好好照顧投靠他的人，然而在新巨輪協會成立後，助人工作者也進入輔助、分擔既有壓力。在岑家忻看來這是個互相學習的過程，而從活泉之家、新巨輪協會團結度過疫情的狀況也可見，這份「人與人的連結」，是身心障礙者的巨大能量。
了解更多疫情期間貧窮者日常、看見人性之光，請參考線上展覽「2021貧窮人的台北－1.5公尺的裂縫」（連結）。展期為10月28日至1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