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民生經濟，對目前仍生活在台灣40歲以上的台灣人而言，蔣經國主政時期成績是相當有感覺的。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1969年台灣的人均GDP為357美元，到了1988年已成長到6,369美元，靠著「十大建設」打下扎實基礎，讓台灣經濟轉型，「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設置並利用國民義務教育培育出高素質人才，也讓台灣得以搭上日本及歐美國家分工體系的外移產業鏈，都是原因。
淡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林金源分析指出，在蔣經國主政之時台灣沒有「統獨之爭」，再加上施政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許多政策有「抑強扶弱」、重視分配的「均富」傾向，足以團結全民一致拚經濟。斯言可謂一語中的。
苦悶一代 小蔣形象的世代差距
蔣經國建設台灣，除了在經濟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實質改善人民生活外，另一個重大成就，就是拍板決定了於1987年7月15日起解除自1949年5月20日即開始實施的「台灣省戒嚴令」，親手終結台灣的威權統治時期，從而開啟台灣的民主
化進程。
縱使綠營人士總是將台灣的民主化歸功於黨外運動以及「勇敢的台灣人」等內在因素，以及國民黨政權在「江南案」、「林宅血案」後逐漸失去美國的支持等外部壓力，卻不容否認當時握有「槍桿子」的蔣經國，還能有其他選擇的事
實，但蔣經國毅然以「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力抗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再次展現領導人的承擔與決斷。
蔣經國對台灣的另一貢獻是促成了台灣經濟起飛並開放兩岸交流。蔣經國任內推動十大建設，抓住美日等已開發國家產業轉移的機會，將台灣植入國際產業鏈之中，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並在1982年到1990年間創下平均年通膨率僅2%，勞工實質薪資年成長幅度8%。
但對今天的台灣年輕人而言，蔣在民主開放和經濟成長的這些貢獻都已成遙遠而模糊的歷史，是父輩們的輝煌。台灣從90年代以降的產業外移和外來投資劇減，使得薪資長期停滯而物價卻不停攀升，相對剝奪感在年輕人心中滋生，產生了世代衝突。
而另一方面，因為自由民主已成社會主流價值，加之民主選舉的動員需求，二二八事件、林宅血案「威權遺產」反而成為悲情動員材料，蔣經國建設台灣、親民愛民的形象日益模糊，「獨裁者」形象卻日益鮮明，對蔣經國形象的解讀也因此產生「世代差距」。
蔣經國之後 再無蔣經國
再回頭來討論「誰會是下一個蔣經國」，確是大哉問。對於馬英九、宋楚瑜搶當「經國門生」之荒謬及算計，台灣人民應反覆追問這些從政者的「初心」為何？反覆敲打從政者「有違初心」之舉措；從政者則應捫心自問，是否確實做到「與民同在」。
台灣政壇或媒體實在不必再去追問「誰是下一個蔣經國」或是他的接班人，因為專制時代已遠，統獨爭議已成，再不可能有如同蔣經國既專制又開明、既求成長又重分配等多重性格集於一身的領導人出現，那就別再苦苦追尋蔣經國的接班人或去搶當「經國門生」了。
不過，蔣經國「應時而變，與民同在」的精神及身體力行，仍足堪為政治人物典範，蔣經國逝世30年，仍有高達53.5%民意認為他對台灣貢獻最大，當今台灣政壇人士對此應該汗顏。
＊本文原刊《多維TW》月刊027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