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文化、陽明、臺大校長的遴選爭議，又出現了高醫大校長當選無效，而且這回連董事也當選無效，由組成有合法性疑慮的董事會所遴選出來的校長，自然也就失去合法性。一場接一場象牙塔內的亂鬥令大眾霧裏看花，難辨是非。
校長遴選問題關鍵是在「遴選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依國情差異，各國大學校長選拔制度分為四類：教職員選舉政府任命制、董事會主導的遴選制、遴選後的委任制以及政府直接委任制。歐陸的教職員工選舉制是建立在教授治校的基礎上，大學校長經由正教授組成的評議會選出，或由教師、學生、行政人員、校外人士組成的理事會選出，之後再交由政府任命；美國高等教育以貴族私校為主力，由董事會主導遴選，其中雖然不乏董事會直接選任，但也有不少董事會將權力分配給教職員生以及校友代表；英國則由學校成立的遴選委員會自行遴選一定數量的候選人，再報上級主管部門確定校長人選；最後一類是中國模式，由國家直接行政委任。
一九九四年《大學法》修法從官派改為遴選委員會選舉，即試圖避開國家干預校務，回歸大學自主。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二條，各大學的遴選委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一人，以單數組成，分為學校代表，由學校校務會議推選，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依學校組織規程或其他相關規定產生，占五分之二，而教育部代表占五分之一，在決定校長最終人選時仍有一定影響，且選任校長之後仍需要送教育部核備，接近英國制。
私立大學的校長則是董事會組成遴選委員會推舉，經董事會圈選，雖然接近美國制，但選定校長人選仍需由學校報教育部聘任。不論公、私立大學，教育部並非完全放任大學自主決定，原因是臺灣的所有大學都享有教育部的獎補助款以及校地及設備的稅賦減免，甚至連學位的授予都是教育公共性的表現。因此，大學的校長不同於私人企業執行長，必須在大學法及私校法規範下行使校長的權責，在決定最後的人選上，國家具有絕對人事任命權，所有校長的道德亦需要接受大眾的檢視。
陽明大學：生計公司主導校長遴選
陽明大學遴選委員會的召集人張鴻仁最高學歷為哈佛大學衛生行政碩士，曾任衛生署副署長(2001-2004)、中央健保局總經理兼疾管局局長(1999-2000)，現為上騰生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2012年他被控在離職三年內，到上智、上騰兩家生技公司分別擔任總經理、董事長，從事和公職相關的藥品檢驗、生物技術等工作，涉違反旋轉門條款，最後高院認為公職期間負責健保跟疾病防治工作內容和藥商無關，無罪定讞。現任校長郭旭崧出身美國耶魯大學衛生政策博士，曾任行政院衛生署處長(1998-2001)，巧的是他與張鴻仁在2001年曾於衛生署共事，有上、下屬關係。
一所研究型的醫學大學，以上市生技公司董事長做為遴選委員會召集人，難免啟人疑竇，而碩士畢業的生計公司老板來選任博士教授為大學校長，結果選出曾任下屬的副教授，雖然於法並無不合，但不符合專業自主、低階不得高審等相關基本規範。未來一校之長竟然無法主持教授升等的教評會議，有違常理。原本監察委員仉桂美、王美玉已於2017年11月3日主動申請調查，但調查結果尚未出爐，教育部即快速通過人事案，新校長已於去年12月29日上任。
臺灣大學：關鍵的三位企業委員
這次臺大校長的遴選方式則是破天荒地採取兩階段制，先由校務會議初選，再由遴選委員會進行決選。臺灣大學的遴選委員會組成本身就充滿爭議，撇開藍綠政治表態的大亂鬥，最大的爭議點在於校長候選人未事先主動揭露擔任上市公司獨董的身份，而任職同一家公司副董事長的遴選委員也未進行利益迴避。依「程序不備、實體不論」的原則，遴選委員會必須先證明委員會組成的公正性，並具有相當的理由說服社會大眾，為何遴選委員中的利益關係人沒有迴避？如何處理校長候選人隱瞞擔任獨董的事實？教育部兼負監督大學校長遴選程序合法性的責任，所謂的「大學自主」必須是在程序正義下執行，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大學自主。
文化／高醫：大學校長必須是自己人
文化大學由國民黨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張其昀創辦，透過菲律賓愛國華僑莊萬里捐助二百萬元興建校舍，1984年傳到兒子張鏡湖，任職董事長已經超過34年，實為家族企業。文化大學董事會98年6月15日通過的〈校長遴選辦法〉，明訂所有的遴選委員會成員，董事代表、教師代表、校友代表、公正人士代表全數皆由董事會決定，形成一個封閉的決策系統。從2003年開始，由於張鏡湖與妻子穆閩珠反目，開始了茶壺內的風暴，此次選舉轉而由台科大資管系特聘教授盧希鵬出線，堂堂文大董事長竟然拒不簽字認可，不願意提聘新任校長，反而讓已辭職的前校長李天任回鍋擔任校長，教育部認定新校長當選有效，要求文大盡快提聘。
高雄醫學大學長期以來董事會與校長、校友之間爭議風波不斷。該校成立於1954年，臺灣開臺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所創立，並獲得南和興產公司陳啟川的捐地，開辦了台灣第一所私立高雄醫學院。沒想到八年後創辦人杜聰明與陳家理念不合，掛冠求去，陳啟川傳子陳田植，陳田植再傳子陳建志，形成陳家三代五十餘年壟斷的家族企業。正當高醫大爆發創辦人之爭，高醫大董事會又被反覆檢舉多項違法事實之後，監察院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並糾正教育部(106教正9)[1]，要求其回覆調查處理結果。在教育部組成專案調查階段，曾三令五申要求高醫董事會暫停校長遴選作業，但是接受教育部調查中的高醫大董事會對於主管機關行政要求置之不理，逕自選任下屆校長。此舉讓教育部不得不公布調查報告，確認高醫大三位董事成員資格有問題而須撤銷，同時暫緩新校長提聘資格。
表面上看來，公、私立大學校長遴選的爭議點不同，但是背後卻反映了大學官僚化與商品化的利益導向。公立大學陷入資本主義化的雙重危機，由生技公司董事長主導大學校長遴選，喪失研究型大學的主體性；讓不知利益迴避的財團成員參與遴選，選出缺乏誠信的校長，有違學術要求的程序正義；私立學校長期以來即陷入家族化問題，家族成員之間的權力傾軋，造成大學內部紛擾不斷。
平心而論，這一波大學校長遴選風波正是教育部介入大學治理的良機，干預大學校長遴選的合法性在於排除人事循私任用、經營團隊世襲，強化大學治理的民主、透明與公共性。只不過在各大學背後黨、政、軍、派系以及財團多方勢力介入下，教育部總是以「大學自治」為名，放任大學自行發展。只有教育部負起主管機關的監督角色，糾正遴選過程中的弊端，才能杜絕校長遴選委員或校長候選人為所欲為，平息大學的亂源。
*作者為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