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民族誌是你想要瞭解某群人時所做的事情。你要讓他們的生活變成一個模子，然後讓你的生活完全變成他們的形狀。要做到這樣，你首先要跟你想瞭解的族群打好關係，長時間追蹤、觀察、體驗他們在做什麼事情，包括跟他們工作在一起、玩在一起，盡可能把他們的行動與跟人的互動記錄下來，直到有一天你走路像他們、說話像他們、思考像他們、對事物的感受也像他們為止。在我「這一行」裡，直接住在你要調查的「田野」裡，對工作的成果會有很大的助益。只有住在現地，你才有可能身歷其境地獲得「浸入式」的體驗。說得更實際一點，你永遠不知道現場會發生什麼大事。租一輛拖車，我可以認識一大群人，可以聽到許多八卦傳聞，可以對租戶擔心的事情感同身受，還可以學著從他們的角度看事情。總歸一句，我可以全天候觀察這群人的日常生活。
為了展開在拖車公園裡的田野調查，我第一站就是去辦公室裡待著。事實上我很多在拖車公園的鄰居也都會在那兒消磨大半天。拉蕊手握郡治安官驅離隊發的警告，發著抖走進來的那天，我人也在辦公室裡面。我看著拉蕊把能付的錢都給了托賓，又看著她拖著身子走了出去。她前腳回到自己的拖車，我後腳也跟了過去。拉蕊給我開了門，另一手則把襯衫拉起來擦了擦眼淚。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在消息傳出說我有興趣跟有遭驅離經驗的人聊聊之後，潘去要到我的號碼，然後自己打了電話過來。我們見過面的幾天之後，我開始追蹤她的狀況，主要是看她一家如何找新地方住。潘跟史考特提了我的研究，然後史考特要我去他的拖車面談。一天早上我去赴約，只見史考特踏出門外說了句：「我們散個步吧。」然後他又說：「嗯，我就挑明了說吧。我當過十年護理師，但後來我染上了止痛劑的毒癮，然後就什麼都失去了。我的工作，我的車子，我的家，全都沒了。」
怎麼會有人在一個拿著記事板跟原子筆的陌生人面前，一五一十地自己的醜事都交代了，至今仍是個謎。怎麼會有人自己敞開大門給人進去，我到現在也還弄不清。對於處在流浪邊緣租客而言，好處除了實質的東西，像是有電話可打或有車可用以外，還有一種是無形的，心理上的好處。好幾個當事人管我叫他們的「心理醫生」。但他們掏心掏肺的心理閥門較低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底層的人常覺得自己已經一無所有了，講再多又會怎樣。有天晚上在阿迪亞康復之家，也就是史考特清醒地住過好幾個月的那個地方，史考特用頭指了指在記事板上振筆疾書的我，丟了個問題給對匿名戒酒會的鐵桿成員安娜‧阿迪亞：「馬修在這兒會讓你緊張嗎？」
「三八，不會啦，」安娜說。「我早就沒秘密了啦。」
史考特呼應說：「沒秘密加一。你懂的。什麼尊嚴，啥都沒了還管什麼尊嚴。」
*作者馬修‧戴斯蒙（Matthew Desmond）為哈佛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同時也是「正義與貧窮計劃」（Justice and Poverty Project）的共同主持人。本文選自作者2017年獲得普立茲獎的新著《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