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導致貧窮的問題是如何相互交織的，你應該讀這本關於密爾沃基驅逐危機的書。戴斯蒙德以其傑出的筆觸，勾勒出一幅關於美國窮人的畫像。比起其他我讀過的作品，他使我更清楚地理解在美國當窮人是一種怎樣的感受。」─比爾蓋茲。
從小我有一名牧師父親，而四處打工的母親則是標準的勞碌命。家中的金錢從不寬裕。有時候瓦斯被切掉，母親就會在燒柴的爐子上弄晚餐。如何持家她心裡有數，畢竟她幼時在喬治亞州哥倫布市的家對門就是個垃圾場，後來甚至連舊金山惡名昭彰的福特飯店，她都「有幸」住過。她沒有自甘墮落，也希望我們這些孩子們可以奮發向上。雖然她跟我爸爸都沒有能力幫忙出錢，但她還是希望我們可以唸到大學。我父親會以他的方式，讓我們把這點牢牢記在心田。每當我們開車經過一排彎著腰在烈日下揮汗做著「爛」工作的人，我爸爸就會轉頭問我們說：「你們會想一輩子那樣嗎？」
「不會。」
「那就要讀大學。」
而很感謝有這裡一個學貸跟那邊一些獎學金，我成功進入了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那兒開車從我家溫斯洛過去要四個小時。當時我想的是當個律師，所以我選了傳播、歷史與司法等課程。在這些課堂上，我開始學習到很多事情。我開始發現這世界上有兩個美國，一個是爸媽、主日學老師、童子軍隊長說給我聽的美國，一個是我在課堂上學到的美國，而這兩個美國彼此格格不入。貧窮滲透美國之深，蔓延之廣，真的在已開發國家中「無人能出其右」嗎？美國夢真的已經變成了少數幸運兒的專利了嗎？有了這種疑問的我開始在工作或研究之餘翻找圖書館裡的資料，我想知道美國作為我的家鄉，究竟還是不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國家。
也差不多在這個時刻，銀行奪走了我從小長大的家。一個朋友跟我開了四小時的車回到老家，就為了幫忙我爸媽搬家。我記得那股深沉的哀傷與難堪。我不知道該如何理解這一切。但或許是有某種東西開始在我內心發酵，於是在回到了校園裡之後，我發現自己竟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加入當時女友的行列，一起跟「國際仁人家園」蓋起了房子。然後我開始每個星期有幾天晚上會跟在坦佩市米爾大道上的遊民混在一起。在街上，我認識了老老少少的朋友，他們風趣，他們真心、他們苦於各自的問題。畢業之後，我感覺到一股使命要去了解美國的貧窮問題，因為在我眼中，貧窮才是許許多多問題與苦難的核心，而社會學又應該是最適合研究這一點的領域。於是我申請進入了威斯康辛大學的博士班。威斯康辛大學的所在地是麥迪遜，也就是老密爾瓦基人口中「被現實包裹住的方圓三十英里」。
在開始以博士生的身分研究貧窮之後，我發現大部分的文獻在描述貧窮，解釋不平等的時候，都把矛頭指向兩點。其一是我們看似無法控制的「結構性因素」：比方說種族歧視的「歷史共業」，或者是經濟上的轉型與變遷。第二點則強調「個人的不足」- 這包括文化上的習性，如未婚成家，或是「人力資本」的匱乏，比如教育程度偏低。自由派人士比較青睞第一種解釋，而保守派則鍾情第二種。對我來說，兩種解釋都沒有搔到癢處。我認為這兩種看法不論哪一方，都把低所得的家庭當成「檢疫中的動物」看待。在許多以單親媽媽、幫派成員、無家可歸者為題的著作裡頭，社會學者跟記者筆下的窮人都好像獨立於社會存在一樣。窮人被說成是「透明人」，或者會被歸為「另一個（平行）美國」的存在。貧民窟就像是「城中之城」。窮人被屏除在不平等的討論範圍之外，彷彿我們覺得富人跟中產階級的生計息息相關，而其他人包括窮人則可以忽略不計似的。那些隨便一個動作就能影響到低所得家庭跟窮困社區的富人，他們在哪兒？那些就是因為拿窮人開刀而致富的人，他們在哪兒？我納悶的是我們是不是光忙著記錄窮人如何打平收支，卻忘了問：他們的帳單金額為什麼如此之高？也忘了問他們的錢都流到哪裡去了？
我想要寫一本書談貧窮，但我不想把重點只集中在「窮人」跟「窮地」之上。我在想貧窮是一種關係，而這關係裡既有窮人，也有富人。對我來說想了解貧窮，就不能不了解這段關係。這樣的想法讓我出發，讓我踏上了探尋之旅。我開始思考有沒有一種過程將窮人跟富人綁在一起，有沒有一種過程裡可以觀察到窮人與富人的相互依賴與掙扎。驅離，就是這樣的一種過程。
二○○八年五月，我搬進了托賓的拖車公園，機緣是我在報紙上讀到了說裡頭的居民將面臨大規模的驅離。後來事情並沒有這樣發生（托賓最終將拖車公園出售，連尼跟辦公室蘇西則搬往別處）。雖然驅離沒有發生。但我還是在那兒待了下來，因為我發現那兒可以認識很多收到粉紅色（驅離）通知的朋友。還有就是住在那兒方便我追蹤托賓跟連尼的行動。
我的拖車在公園裡是公認的「高檔」貨。除了乾淨以外，我的這個「家」還有木作的外牆跟厚實的銹橘色地毯。問題是我在那兒住了四個月，大部分時間都沒有熱水。為此我反應過不止一次，但托賓跟連尼始終不當回事，我熱水器的煙囪就這樣一直沒人去修。我甚至挑明了我是個作家，然後他們跟拖車公園都是我書中的內容，但他們還是依然故我，無動於衷。要是我硬開熱水器，那一氧化碳就會直接灌進拖車裡。辦公室蘇西有試著修過一次。她拿了片木板往煙囪底下一卡，然後就叫我可以安心了，但其實熱水器跟煙囪之間還有兩英寸（約五公分）的空隙。
對我來說，民族誌是你想要瞭解某群人時所做的事情。你要讓他們的生活變成一個模子，然後讓你的生活完全變成他們的形狀。要做到這樣，你首先要跟你想瞭解的族群打好關係，長時間追蹤、觀察、體驗他們在做什麼事情，包括跟他們工作在一起、玩在一起，盡可能把他們的行動與跟人的互動記錄下來，直到有一天你走路像他們、說話像他們、思考像他們、對事物的感受也像他們為止。在我「這一行」裡，直接住在你要調查的「田野」裡，對工作的成果會有很大的助益。只有住在現地，你才有可能身歷其境地獲得「浸入式」的體驗。說得更實際一點，你永遠不知道現場會發生什麼大事。租一輛拖車，我可以認識一大群人，可以聽到許多八卦傳聞，可以對租戶擔心的事情感同身受，還可以學著從他們的角度看事情。總歸一句，我可以全天候觀察這群人的日常生活。
為了展開在拖車公園裡的田野調查，我第一站就是去辦公室裡待著。事實上我很多在拖車公園的鄰居也都會在那兒消磨大半天。拉蕊手握郡治安官驅離隊發的警告，發著抖走進來的那天，我人也在辦公室裡面。我看著拉蕊把能付的錢都給了托賓，又看著她拖著身子走了出去。她前腳回到自己的拖車，我後腳也跟了過去。拉蕊給我開了門，另一手則把襯衫拉起來擦了擦眼淚。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在消息傳出說我有興趣跟有遭驅離經驗的人聊聊之後，潘去要到我的號碼，然後自己打了電話過來。我們見過面的幾天之後，我開始追蹤她的狀況，主要是看她一家如何找新地方住。潘跟史考特提了我的研究，然後史考特要我去他的拖車面談。一天早上我去赴約，只見史考特踏出門外說了句：「我們散個步吧。」然後他又說：「嗯，我就挑明了說吧。我當過十年護理師，但後來我染上了止痛劑的毒癮，然後就什麼都失去了。我的工作，我的車子，我的家，全都沒了。」
怎麼會有人在一個拿著記事板跟原子筆的陌生人面前，一五一十地自己的醜事都交代了，至今仍是個謎。怎麼會有人自己敞開大門給人進去，我到現在也還弄不清。對於處在流浪邊緣租客而言，好處除了實質的東西，像是有電話可打或有車可用以外，還有一種是無形的，心理上的好處。好幾個當事人管我叫他們的「心理醫生」。但他們掏心掏肺的心理閥門較低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底層的人常覺得自己已經一無所有了，講再多又會怎樣。有天晚上在阿迪亞康復之家，也就是史考特清醒地住過好幾個月的那個地方，史考特用頭指了指在記事板上振筆疾書的我，丟了個問題給對匿名戒酒會的鐵桿成員安娜‧阿迪亞：「馬修在這兒會讓你緊張嗎？」
「三八，不會啦，」安娜說。「我早就沒秘密了啦。」
史考特呼應說：「沒秘密加一。你懂的。什麼尊嚴，啥都沒了還管什麼尊嚴。」
*作者馬修‧戴斯蒙（Matthew Desmond）為哈佛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同時也是「正義與貧窮計劃」（Justice and Poverty Project）的共同主持人。本文選自作者2017年獲得普立茲獎的新著《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