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當今中共官員集體貪贓枉法的規模之大，其態度之窮凶極惡，完全不能與古代飽讀詩書的清廉官員相比。那麼西方呢？我在歐洲二十幾年，從未聽說過有大規模的上訪問題。其原因是，西方民主國家建立的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制度，與中國重人治反法治的信訪制度完全相反，任何民眾的糾紛與冤屈都可以就地解決。
五，我在瑞典「上訪」解決勞資糾紛
例如，我本人曾在2014年，與我所在的瑞典工作單位——「母語中心」發生勞資糾紛。當時我向本市教育局投訴，引用《教育法》和《勞動雇傭合同》的一些條款，指控「母語中心」在工資與轉正方面歧視移民教師。由於市教育局不作為，而我又不願花錢花時間請律師上勞工法庭，就轉向市議會的反對黨、議會反歧視監察專員、教師工會和民間反歧視組織求助。
那個夏天，我整理好投訴的瑞典文材料，走到市議會門口向議員散發。反對黨議員們收到我的投訴時，一個個笑顏逐開。很快，感到壓力的執政黨市政府就委託法律顧問找我談判。結果是：教師工會代表為我爭取到一筆可觀的賠償金，還有市政府給我的正式道歉書。由於我的個人投訴揭露了普遍的問題，本市「母語中心」的十八位移民教師立即獲得轉正，三十幾位移民教師獲得加薪。
這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件令自己得意的事情，我似乎既有勇氣又有讀懂瑞典法律的能力。但仔細想來，這個勝利與我本人性格能力的關係不是很大，而主要是因為，瑞典這個仁慈的民主法治國家早已制定保護雇員的各種法律，設立了多黨制，官方民間都建立了監督機構，使弱勢群體在遭受不公平待遇時，在本地就能獲得多方面的有力援助，並不需要「進京上訪」。此外，瑞典人普遍有正義感，我曾得到一些瑞典朋友的真誠支持，為此我深懷感恩。
儘管我在中國自學過多門法律課程，但我於1989被判刑三年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在中國政治制度沒有改變之前，幾乎沒有申訴的可能。從這一點看，我和中國二千萬飽受冤屈的的訪民，承受了同一種命運。
當我一遍又一遍地聆聽「百訪民對習近平說心裡話」，看著他們創痛甚深的面孔，我知道，在每一個訪民的聲音裡，都飽含一個家庭、一個村莊或一個企業的希望。但願有更多的中國人聽到他們的訴說，關注他們持久而堅韌的維權抗爭。
＊作者為定居在瑞典的華裔作家。本文原刊《縱覽中國》10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