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來鴻》「抱團取暖」的逆襲─中國訪民在美國維權

記得1938年德國「水晶之夜」前夕，突然，上萬猶太人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被納粹驅逐到波蘭。由於共產黨和納粹同是侵犯人權的極權主義，他們也同樣欺淩歧視人民。在中共十九大到來之前， 數以千計的訪民被北京警方以地毯式大掃蕩的方式抓捕驅逐，或被扔荒山野嶺，或被軟禁家中，或陷黑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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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國訪民絕不是消極被動的苦難承受者，他們採取遊擊戰術，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於是，一批勇敢堅毅的中國訪民跨洋過海，跑到美利堅去討公道了。在美國，他們上演了一幕幕攔截中共領導人車隊喊冤的驚險劇碼，震驚了世界。就如網路語所稱的「屌絲逆襲」，即弱小者為維護自己權益所做的還擊。

今年9月底，來自上海的企業家、旅居美國的訪民袁建斌先生，在紐約召開記者會，介紹了「中國訪民抱團取暖理事會」的工作： 他們理事會已在紐約起訴李克強，開放了推牆軟體，並組織了上百訪民拍攝小視頻，在十九大期間向習近平喊話。

我們欣喜地看到，由袁建斌、胡福清和陳黛麗等人組織的的旅美訪民團，正在異軍突起。為解決自身所遭受的不公與迫害，他們的將維權運動推進到新階段：從街頭抗爭走向與國際人權組織合作，從喊口號到以法律武器追究施害者。旅美訪民們更上層樓的逆襲，正在在將中國維權案例推向世界，而他們自己，也正在成為中國公民運動的生力軍。

一，「最牛訪民」習近平和當今訪民絕境

據估計，當今中國大約有二千萬訪民，他們是一些什麼樣的人呢？在袁建斌組織的為全國訪民發聲的「百名訪民十九大向習近平說心裡話」的自拍視頻中，我們看到，全國訪民從幹部、企業家到工人農民，各行各業各階層的男女老少都有。作為中國公民，他們本應享有完整的公民權利。

在不講人權、沒有法治的社會，任何人都可能成為訪民。文革結束後，習近平的母親齊心女士上訪多次，終於在中央組織部找到胡耀邦先生，其父的冤案得以平反。但今日掌握了國家最高權力的習近平，卻拒絕像胡耀邦一樣為走投無路的訪民解決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教授于建嶸，曾和他的團隊對2000多名訪民做過調查。他們發現，只有3人通過上訪解決了問題，有60％以上的人因上訪被當局關押過。這些數位說明，在中國遵照法律程式文明上訪的訪民，其反映的問題得到解決的機會微乎其微。

滿腹冤情的訪民，可以說是中國最賤的賤民。詩人徐琳寫過一首《訪民之歌》，悲傷地訴說上訪者的苦難：

「上訪的路，佈滿險阻/ 吃不好，居無處/ 還被官家截堵/ 馬家樓，久敬莊/ 黑暗的魔窟/ 受盡虐待和淩辱/ 日日夜夜生死難蔔/ 上訪的路，飽含悽楚/ 盼清官，來做主/ 卻是官官相護/ 天安門，新華門/ 草民豈能入/ 信訪局是騙人的局/ 收了材料去尋租。」

這首歌詞道出了當局對付訪民的各種手段，例如「截堵」，即蠻橫地把人拖上車拉走；「魔窟」指違法關押訪民的黑監獄；「尋租」則是引入權力干預而獲利的行為，例如各地官員為了製造「零上訪」假像，向強行遣返該地訪民的北京保安付錢。近年來「截訪」成了「劫訪」，訪民遭受越發嚴厲的暴力打壓，呼救無門，陷入絕望的境地。

目前在美國帶頭抱團取暖的袁建斌先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袁建斌曾是上海齊享網路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同時擁有一家臺灣合資企業。當他的企業準備美國上市時，當局勒令他讓臺灣股東退出，被他拒絕。之後袁建斌遭受一系列打壓，失去了企業，被關押遭受酷刑與虐待，他本人差點被員警謀害，就連他那剛6個月的美籍女兒，也在中國被綁架失蹤一周。

二，弱者的武器：在美攔車告禦狀

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中國，上千萬人背著各種冤案：被迫害、被下崗、被強拆、被致殘致死、被經濟掠奪等等。有將近百萬的訪民帶著滿腹期待，到北京上訪求助，他們一度相信「上達天聽」就能解決問題。在上訪多次失敗求告無門之際，他們拿起了「弱者的武器」，例如到北京鳴冤抗議，撒傳單、放鞭炮、喊口號，甚至堵路、跳金水橋、裸奔或以死相拼。

作為弱勢者的訪民當然知道，組織起來才有力量。前幾年，福州訪民就曾組織一個「每週一聚」活動。參加「每週一聚」的人每週集合在省高院舉牌喊冤。後來，聚會參加者陸續被抓，甚至從行政拘留升級到刑事拘留。上海的訪民組織一度規模更大，曾有一千多人的抱團取暖，一齊去國務院信訪辦集體上訪，其結局是，他們全被早已等候的車輛粗暴押送黑監獄。這一切表明，在党國的嚴厲打擊下，「弱者的武器」在中國統統失效。

就在國內訪民抗爭的傳統劇碼逐漸凋零之際，逃到自由美國的訪民重拾「弱者的武器」，展開一系列維權活動。他們開始在聯合國前上訪。後來轉向針對來訪的中國領導人進行攔車告禦狀活動，曾先後十幾次攔截了包括習近平、李克強、汪洋等國家領導人的車輛，造成很大的國際影響。

當自由世界的電視臺權都轉播中國訪民在美國攔車的鏡頭，那是讓我們揚眉吐氣，令獨裁者難堪不已的時刻。2015年9月習近平第一次訪美，其車隊就在國務院外被數位沖出圍欄的訪民成功攔截。我在瑞典一次又一次觀看馬永田和李煥君等人奮不顧身，用身體攔截車隊的視頻，真是激動不已。

一些研究民眾抗爭的學者將這一類抗爭稱為「表演性上訪」。然而，這些遠渡重洋而來的訪民，卻是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在「表演」，例如，李煥君在攔車時被員警強力拘捕，受傷骨折。這種悲情抗爭的方式，在世界上獲得了轟動性效應，逼得一名負責習近平安全的官員不得不出來與訪民交談，接收了訪民申冤材料，並和李煥君合影。

今年5月初，習近平訪問美國佛州。袁建斌和眾訪民一起前去川普的海湖莊園，向習近平鳴冤請願。佛州示威結束後，袁建斌在回酒店途中，遭到兩名中方人員開車衝撞截停，直到他向美國員警報警，才轉危為安。

這樣驚險的具有戲劇性的華府上訪，產生了巨大的新聞價值。但是，旅美訪民們所追求的目標，他們所遭受的冤屈，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有些訪民還遭受了當局的報復，他們在國內的家人被逮捕。這就需要袁建斌等有勇有謀的組織者，去尋找更為有效的抗爭手段。

三，劇碼創新：視頻喊話與跨國起訴

如前所述，在中國，人民對官員失職、瀆職和侵害權利等問題進行檢舉或投訴，層層上訪，這些傳統的「弱者的武器」，在頑固的專制國家權力面前統統失效。幾十位逃出中國的訪民，在美國展示了驚險的攔車抗議劇碼，獲得了世界性的新聞價值。儘管如此，他們的問題仍然沒能得到解決。

歷經磨難的訪民需要劇碼的創新，才能找到真正解決問題之途徑。為此，在中共十九大前，美國的中國訪民抱團取暖理事會面向國內，以錄製視頻的方式，組織了一個「百訪民向習近平說心裡話」的活動。

有124名國內訪民參與了這次錄製小視頻的活動。他們在每人一兩分鐘的時間裡掏心掏肺，訴說自己的不幸與冤屈，向當年的資深訪民習近平請求援救。這個活動歷時兩個月，有不少志願拍攝小視頻的國內義工受到警告。最後，由美國的訪民抱團取暖基金會推出長達兩小時的視頻。視頻發佈後，仍然有不少國內訪民表示希望加入。

在中國經歷了自己被毆打、孩子被搶走等暴力打壓事件，原上海企業家袁建斌在美國獲得了自由與尊嚴。他重整旗鼓繼續經營企業，並不斷地上訪和抗議，還去美國國會聽證會告洋狀。對其他前來美國的訪民，袁建斌都視為父老兄弟姐妹。他經常給訪民捐款和發紅包，為他們打抱不平仗義執言。不久前，袁建斌出資成立了「訪民抱團基金」，準備建立能在美國接待新訪民的基地。

探討中國訪民的困境與出路，袁建斌等訪民團還尋求在美國的法律專業人士的幫助。今年六月，他們舉辦了《紐約論壇》，原中國維權律師滕彪對旅美訪民的抗議方式和定位提出了建議，他談到美國的「人權法案問責中心」，該中心收集嚴重侵犯人權的中共官員名單，將材料提交給美國國務院，請求制裁。被制裁的官員和家屬將被美國凍結資金和禁止入境。

今年九月，袁建斌代表「中國訪民抱團取暖理事會」在紐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訪民陳黛莉、蔡文君、袁建斌起訴中國總理李克強酷刑一案，已在美國聯邦南區法院立案並送達了傳票，目前在等待法庭開庭通知。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開端！訪民們已聘請美國律師，正在用美國法律將侵犯人權的中國官僚告上法庭。目前他們在收集各種資訊，為那些對訪民使用酷刑的中國官僚建立資料庫，以作瑪格尼茨基人權法案追責的依據。袁建斌等還與美國平權基金會等機構建立聯繫，並建立資金募集管道，以保障調查和訴訟順利進行

四，從古代帝制和西方民主看上訪

那麼，被本國訪民在美國喊口號攔車的習近平，被本國訪民在美國法庭起訴的李克強，作為國家領導人，在全世界面前如此丟臉，他們會有一點震驚或反省嗎？我們不知道。但是，如果習近平真想處理二千萬訪民的棘手問題，他就必須徹底改變中共的專制制度，否則一切措施都將是徒勞。

為什麼中國會產生如此龐大的訪民大軍？為什麼當局對解決訪民問題毫無辦法？一些國內學者說：這是因為陳情或者司法救濟管道不暢。在他們看來，這個信訪問題似乎只是一道溝渠，有一點小小的堵塞，疏通疏通就好了。

其實，浩浩蕩蕩的上訪大軍的出現，是中共制度的專制性質造成的。要說清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對比一下，看中國古代和當代西方國家怎樣處理民眾冤情。

當今中共的信訪制度可以說是中國上千年專制制度的遺留。中國自魏晉以後，歷朝中央政府到各級地方政府都設「登聞鼓」，並設專職機構或人員，遇有擊鼓者，就立即受理民眾的申訴之狀。這種「擊鼓鳴冤」的作用是「用下達上而施於朝」。早在西漢時期，就有「緹縈上書救父」的感人故事，漢文帝從善如流，其寬鬆的直訴制度——「告御狀」為人稱頌。

那麼，當今中共為何也設立這樣一個類似古代「告御狀」的信訪制度呢？他們用馬克思主義來解釋，說這是走群眾路線，為了克服地方官僚主義。其實，和古代專制王朝一樣，這個上訪制度雖然有瞭解民情、顯現「青天」形象的作用，但主要是一種高度的中央集權，是中央政府用以控制地方官員的政治手段。

同樣是為了中央集權控制地方，為什麼古代王朝的上訪制度沒有導致如此巨大的民眾怨憤？這裡有各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一，中國古代王朝注重儒家的道德教化，官員是否遵守了道德規範，有賴於社會輿論的評價。因此下級官員都害怕民眾進京上訪鬧事，盡可能按照法律公平「息訟」。二，中國古代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度，確立了三綱五常一類的行為準則，封建家族內部可以處理一些矛盾與爭執，有益於「息訟」。

但是，當今中共官員集體貪贓枉法的規模之大，其態度之窮凶極惡，完全不能與古代飽讀詩書的清廉官員相比。那麼西方呢？我在歐洲二十幾年，從未聽說過有大規模的上訪問題。其原因是，西方民主國家建立的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制度，與中國重人治反法治的信訪制度完全相反，任何民眾的糾紛與冤屈都可以就地解決。

五，我在瑞典「上訪」解決勞資糾紛

例如，我本人曾在2014年，與我所在的瑞典工作單位——「母語中心」發生勞資糾紛。當時我向本市教育局投訴，引用《教育法》和《勞動雇傭合同》的一些條款，指控「母語中心」在工資與轉正方面歧視移民教師。由於市教育局不作為，而我又不願花錢花時間請律師上勞工法庭，就轉向市議會的反對黨、議會反歧視監察專員、教師工會和民間反歧視組織求助。

那個夏天，我整理好投訴的瑞典文材料，走到市議會門口向議員散發。反對黨議員們收到我的投訴時，一個個笑顏逐開。很快，感到壓力的執政黨市政府就委託法律顧問找我談判。結果是：教師工會代表為我爭取到一筆可觀的賠償金，還有市政府給我的正式道歉書。由於我的個人投訴揭露了普遍的問題，本市「母語中心」的十八位移民教師立即獲得轉正，三十幾位移民教師獲得加薪。

這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件令自己得意的事情，我似乎既有勇氣又有讀懂瑞典法律的能力。但仔細想來，這個勝利與我本人性格能力的關係不是很大，而主要是因為，瑞典這個仁慈的民主法治國家早已制定保護雇員的各種法律，設立了多黨制，官方民間都建立了監督機構，使弱勢群體在遭受不公平待遇時，在本地就能獲得多方面的有力援助，並不需要「進京上訪」。此外，瑞典人普遍有正義感，我曾得到一些瑞典朋友的真誠支持，為此我深懷感恩。

儘管我在中國自學過多門法律課程，但我於1989被判刑三年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在中國政治制度沒有改變之前，幾乎沒有申訴的可能。從這一點看，我和中國二千萬飽受冤屈的的訪民，承受了同一種命運。

當我一遍又一遍地聆聽「百訪民對習近平說心裡話」，看著他們創痛甚深的面孔，我知道，在每一個訪民的聲音裡，都飽含一個家庭、一個村莊或一個企業的希望。但願有更多的中國人聽到他們的訴說，關注他們持久而堅韌的維權抗爭。

＊作者為定居在瑞典的華裔作家。本文原刊《縱覽中國》10號。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