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深入研究的同時，我發現超過40年來，上述策略一直是強行推動新自由主義的沉默共犯。「震撼策略」有一套明確的模式：等待危機降臨（或者如智利、俄羅斯那樣，自行挑起紛爭），宣布全國進入人稱「極端政治時期」（extraordinary politics），暫停部分或所有民主規則—然後盡快完成企業許願清單上每一項目標。我的研究顯示，幾乎任何騷動在政治領袖的情緒化炒作下，都能達到這種「軟化」效果。它可能是軍事政變般極端的事件，但市場或經費危機等經濟衝擊也能造成相同的效果。例如極度通貨膨脹或銀行瓦解的時候，國內掌權的菁英往往能說服慌亂的大眾接受某些「必要」的措施，例如攻擊社會保障、花大筆錢財援助私人企業—因為，根據這些人的說法，另一個選項就是經濟崩潰。
而唐納・川普任職美國總統的現在，同樣的情形公然發生在美國境內。競選時，他並沒有對擁戴他的群眾說出削減送餐服務（meals-on-wheels）經費、奪走長者與行動不便者餐飲的計畫，也沒有坦承他將試圖從數百萬名美國人身上奪走健保。在此，與許多其他方面，川普當選後的行動與競選時的說辭背道而馳。
上任後，他依然不讓混亂、危急的氣氛消散，一樁又一樁惡行接踵襲來，無數人因此暈頭轉向也是情有可原。人們經歷川普海嘯般的一系列動作—上任11個完整工作天內，頒布7條行政命令，外加11則總統備忘錄（presidential memorandum）—感覺像是站在網球投擲機前，雖然川普的對手偶爾會回擊一兩顆球，我們仍然被一顆又一顆的網球砸臉。就連眾多人相信（抑或祈願？）川普撐不完4年，也使大眾更感到頭昏腦脹：現在的局勢一點也不穩定、一點也不靜態，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下非常難制定策略或組織行動。
震撼主義的邏輯完全符合川普的世界觀。川普毫不害臊地將人生視為支配他人的鬥爭—甚至痴迷地記錄誰是當前的贏家。在他多次自我吹捧的談判中，總是提出相同的問句：我能從這次談判獲得的最大利益是什麼？我要怎麼最有效地利用對手的弱點？
這股利用他人弱點的冷血熱忱，是川普作為房地產開發商的中心理念，也是他與內閣許多閣員的共通點。此事之所以令人擔憂，是因為它不僅表現出川普團隊刻意營造的混亂氛圍，更使我們駭然意識到，他們極可能如此利用將來的大規模危機。
有此概念後，我們應仔細觀察川普團隊過去利用危機達成經濟與政治目標的方法。當我們理解他們的前科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不會令我們震驚到無法思考，最終幫助我們抵抗這些陳腐的花招。
從戰爭與監視獲利
川普挑選的國防部副部長派崔克・夏納翰（Patrick Shanahan）是波音公司高層，曾販售昂貴軍武給美國軍方，包括阿帕契直升機（Apache）與契努克直升機（Chinook）。他也負責監督波音的彈道飛彈防禦計畫（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program）—若國際情勢在川普的操弄下持續惡化，波音將坐收大筆利潤。
而這不過是大趨勢中的一小部分；2017年3月，李・方（Lee Fang）於《攔截》新聞網（Intercept）寫道：「唐納・川普總統指派國防承包商與陳情者擔任各部門關鍵官員，將旋轉門般的政府部門武器化，並以迅速增加軍方經費、擴展國土安全計畫為目標……目前為止，被提名或任命的重要官員中，至少15人與國防承包商有財務關係。」
當然，我們都很熟悉旋轉門的概念；退休的軍方高官一般會轉至軍火公司工作或與之合作。令我們詫異的是，川普任命這些與軍武承包商掛勾的將軍為各部門要員，給與他們分配經費的權力—包括他在1年內為軍方、國防部與國土安全部提高超過800億美元經費的計畫。
另一項變化，是國土安全與監視產業的規模。九一一攻擊後，布希政府宣告將投入永無止盡的「反恐戰爭」，所有能外包工作的都會外包—監視與國土安全相關產業也跟著蓬勃發展。窗戶貼了反光紙的事務所，像毒蘑菇似地在華府外的維吉尼亞州郊區冒出，而原先就存在的公司—例如博思艾倫漢密爾頓控股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更是發展到全新的境界。2005年，丹尼爾・格羅斯（Daniel Gross）在《石板》雜誌（Slate）如此描述人們所謂的「安全氣泡」（security bubble）：「國土安全產業到達了1997年網路投資的階段；當時你只須在公司名稱加上『e』字，股票初次公開發行的價碼就會飆上九重天。現在，你能用『堡壘』兩個字達到相同的效果。」
這表示，川普內閣許多官員的前一份工作，是提供不久前不可能外包的服務。比方說他的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執行秘書—退役的基思・凱洛格中將（Lieutenant GeneralKeith Kellogg）—在進入業界後曾與Cubic Defense等保全承包商合作；根據Cubic Defense公司的說法凱洛格負責「我們的陸戰訓練業務，並擴展本公司的全球顧客群。」沒錯，「陸戰訓練」曾經是軍隊自己完成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川普任用的承包商之中，有許多公司在九一一事件之前根本就不存在：專門做人體辨識技術的L1 Identity Solutions 公司、由布希的國土安全部長麥可・謝爾托夫（Michael Chertoff）創立的謝爾托夫集團（Chertoff Group）、由PayPal億萬富翁與川普支持者彼得・泰爾（Peter_iel）創立的監視及大數據公司—帕蘭泰爾技術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等等。保全公司經常從政府的軍事部門與情報部門挖角人才，現在川普任職總統，又有許多來自保全公司的陳情者與職員遷移回政府部門。當川普總統狩獵所謂的「壞炸彈客」（bad bomber）時，他們很有可能積極爭取賺錢的機會。
這是危險的組合。這群人直接從戰爭獲利，現在他們位居政府要職，又有誰會倡議和平？戰爭終有一天會決定性地平息—此觀念似乎已是布希時代視為「九一一前思想」（pre-September 11 thinking）的舊時遺跡。
從經濟危機獲利
美國政府與企業界的連結從1776年就沒有斷過（國父群（Founding Fathers）之中幾位出自富裕的農莊地主家族）。自此，無論坐鎮白宮的是民主黨或共和黨，旋轉門的運行一直沒有停歇。川普的不同，是在於他的音量，以及他的無恥。
在我寫這本《不能光說NO》的同時，唐納・川普指派了5位現任或前任高盛銀行主管擔任政府高官，其中包括財政部長史蒂芬・梅努欽、副財政部長詹姆斯・杜諾文（James Donovan）（前高盛銀行董事總經理）、白宮國家經濟會議（White Hous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蓋瑞・寇恩（Gary Cohn）（前高盛銀行營運長），及白宮經濟舉措資深顧問狄娜・鮑威爾（Dina Powell）（前高盛銀行慈善投資負責人）。就連史蒂夫・巴農也曾於高盛銀行旗下工作。而這還沒算上川普派任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會長的傑・克萊頓（Jay Clayton）；他曾擔任高盛銀行的顧問律師，收取數十億美元酬金，而他的妻子也是高盛的理財經理。
川普任命一批高盛銀行高層為內閣閣員，是十分厚顏無恥的一步棋，因為高盛銀行正是他攻擊對手的花招之一。有一回，川普一如往常地對共和黨內的競爭對手泰德・克魯茲發動猛烈攻擊，聲稱高盛銀行「完完全全掌控了他，就像他們完全掌控希拉蕊．柯林頓一樣」。
除此之外，川普政府當權期間發生的經濟震撼，可能成為他們用於自肥的機會，這點令人非常擔憂。在2008年次貸（subprime mortgage）危機中心的華爾街投資銀行中，高盛銀行表現得最具侵略性。高盛不僅是利用複雜金融手段使地產貸款泡沫化的元凶之一，它更是在危機中忽然態度急轉彎，據說它將賭注抽離貸款市場並賺了數10億美元。為此，及其他不法行為，美國司法部在2016年命高盛銀行支付50億美元的和解金—高盛從過去到現在金額最龐大的和解金。在2010年，高盛因它在金融危機中扮演的角色，付出了5.5億美元罰款；在當時，這是證券交易委員會創立76年來，華爾街所有公司所付出的罰款中最昂貴的一筆。
民主黨參議員卡爾・列文（Carl Levin）曾於2010年領導參議會小組，在金融危機過後調查高盛銀行。列文對高盛的非法行為簡述如下：
證據顯示，高盛再三將公司利益擺在客戶與社會之前……高盛銀行做的不只是賺錢；客戶合理地預期公司希望旗下商品成功，合理地相信公司與它承諾服務的客戶之間沒有經濟利益衝突，而高盛卻利用了此心理。高盛的所作所為顯示，它經常將客戶視為圖利自身的物品，而非寶貴的顧客。
這很重要，因為高盛銀行並不是在客戶得利時得利，而是在客戶損失時獲利。
即使在高盛「校友」群中，史蒂芬・梅努欽樂意將利潤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態度，令他鶴立雞群般顯眼。2008年華爾街金融衰敗之後，梅努欽在止贖危機（foreclosure crisis）當中買下一間加利福尼亞州的銀行。這間重新命名為OneWest的銀行替梅努欽贏得了「止贖之王」（Foreclosure King）的稱謂，它據說從政府單位收取12億美元補償取消贖回房屋的損失，並在2009至2014年間將數萬人逐出家園。OneWest甚至因27分錢的欠款，試圖取消一位90歲婦女的房屋贖回權。
上述掠奪性經營手段，在梅努欽的財政部長聽證會上引來各方砲火，卻沒能使共和黨員轉而反對他。奧勒岡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榮恩・魏登（Ron Wyden）在聽證會上表示：「梅努欽先生擔任執行長的期間，這間銀行展現出了迅速將無力自救者趕到街上的能力。」並指控：「OneWest製造止贖案的效率，就和中國工廠生產川普西裝與領帶一樣。」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不能光說NO：如何力抗災難資本主義，贏取我們想要的世界》（時報出版）。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