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經堅持過、掙扎過，多少次威逼和誘惑我都挺過來了，但是到最後，我還是妥協了，1990年11月份我寫了《悔罪書》。奇怪的是，在決定寫悔罪書之前，內心的掙扎非常激烈、殘酷，而一旦決定寫《悔罪書》了，我反而平靜了、坦然了、理直氣壯了。對，就應該寫，沒有什麼比自由更寶貴。違心又怎麼樣，在中國不是人人都在虛偽中生存嗎？鄧小平不也說過：「永不翻案」，結果還是翻了嗎？當時卡繆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寫的一段話更堅定了我的悔罪有理。
卡繆說：我還從未見過為本體論原因而去死的人。伽利略曾經堅持過重要的科學真理，而一旦他窮困潦倒，就輕易地放棄了自己的主張。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做得對。為這個真理遭受火刑是不值得的。地球或大陽哪一個圍繞著另一個轉，從根本上講是無關緊要的。總而言之，這是個微不足道的問題。
既然為任何信仰、包括為科學的真理而死都不值得，那我還有什麼要堅守的呢？何況我還不是真心放棄自己的信念，只不過是走走形式，講究一點兒自我保存的策略而已。任何主義的價值都不會超過生命本身的價值。
＊作者為中國作家，人權運動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逝於2017年7月13日。本文選自作者新版舊著《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劉曉波的六四回憶錄》。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