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社會和菁英主導的傳統文化有不可分離的關係，而中國的傳統文化無論那家那派的學說，都是以帝王為中心去思辨，我們熟悉的忠孝節義、四維八德的道理，說到底都是為了鞏固領導中心；中國鮮少有學說是從爭取個人最大幸福去著墨。中國諸子百家的學說中，恐怕只有老莊的思想和當代西方的哲理比較契合；老莊苦口婆心地倡導聖王賢君要「清靜悟道」、「無為而治」，而且要「無為」到讓人民沒有感覺統治者存在的地步，如此天下蒼生就可以「各順其性、各安其命」地自然發展。但是老莊的「清靜無為說」在其後2千多年的歷史中，幾乎沒有被任何聖王賢君採納過，所以中國的社會迄今仍處於史書成王敗寇的情境中，未能真正跳脫出來；以致於人民常處於恐懼不安的狀態，有辦法的人就溜到國外生活去了。
現代民主法治國家雖以個人為本位去建構各種社會制度的運作機制，然正因為是以個人為本位，而每人的價值觀不盡相同，故意見自然分散多元；在人人都可算計對自己有利處去主張權利時，為能在不同價值觀中得到最大的公約數，制度的設計和運作的機制自然得講究妥協、交換的實利分配原則，而不求堅持己見、壓制對方，否則就會導致爭論不休、冤冤相報。事實上，也只有大家都能開始具有理性妥協、適度退讓的修養和文化，民主制度才得以順利地運作。
台灣在傳統文化的束縛下，奮力地試圖建立現代民主法治的機制，我們的社會從原本崇尚表面溫文儒雅、不明爭只暗鬥的菁英文化，轉型為社會力全面開放的民主文化。而社會民主化後，對生性積極強勢的人來說，當然不會放過任何可以增進自已權益的機會，若用後見之明來看，有些人似乎過份地堅持己見、永不退讓；而對生性不爭的人來說，則仍不太願意在體制裡公開地爭取自己該有的權益，大都選擇成為沉默的大多數。因而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縱使有定見，然若不聽從大聲公的意見加以修改的話，程序上不但有於法不合之虞，也容易陷入進退維谷之境，引來不必要的羞辱。
然無論如何，若依我個人淺見，這些紛亂都是轉型的陣痛，最要緊的是不能被強大的中國併吞；若台灣不被併吞的話，時間的巨輪自然會協助我們建立新的說理文化。天佑台灣！
*作者為駐荷代表處經濟組組長。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