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2日至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因中蘇邊境烏蘇里江中有爭議的珍寶島歸屬問題發生武裝衝突。從1960年代初開始，中蘇展開意識形態論戰。1964年到1969年，由於中蘇關係日趨惡化，雙方在邊境發生了四千多起衝突。1969年3月初，經毛澤東批准，解放軍部署進行「珍寶島反擊戰」，慶賀將在4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珍寶島反擊戰」其實是中國蓄謀發動的一場准戰爭，雙方都動用了正規軍，傷亡幾百人。戰鬥之後，中國實際控制了珍寶島，卻致使中蘇關係嚴重惡化，將兩國推向了核子大戰的邊緣。1969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九大上大講和蘇聯開戰的問題，他發動大規模群眾示威遊行，在全國範圍內掀起針對蘇聯的「深挖洞、廣積糧」的戰備高潮。
珍寶島衝突爆發後，蘇聯領導層反應十分強烈。在蘇共政治局討論時，以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部長助理崔可夫元帥為首的軍方強硬派主張「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準備動用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彈道飛彈，攜帶當量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的軍事政治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不過，蘇聯總理柯西金等人不讚成這個計劃，提出與中國溝通。據周恩來1972年2月告訴尼克森，當時「在蘇聯和我方之間有一條所謂的『熱線』在那個時候卻已經變冷，因為克里姆林宮從來沒有給我們打過。他們的電話線還存在，但他們並沒有使用過。然而在發生珍寶島事件的時候，柯西金拿起電話，要同我們通話。我們的電話員答話時，他說：『我是柯西金總理。我要同毛主席講話。』電話員完全自發地答覆說：『你是修正主義者，我不給你接電話。』於是，柯西金說：『既然你不肯接主席，那麼，請你給我接周總理。』可是，電話員還是用那句未經請示的話答覆，把電話掛斷了。」
與中國溝通不成，蘇聯就聯繫美國，試探性地提出共同制裁中國的可能。1969年3月11日晚，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聯絡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季辛吉，非常激動地報告了珍寶島衝突的情況，說中國現在是所有國家的麻煩。季辛吉回答，這主要是蘇中之間的問題，美國不想參與。會面後，季辛吉立即向尼克森匯報，尼克森很快洞察到，這是一個巨大的戰略機會，他說「有時候，不可預測的事件會有對我們有利的後果」。在尼克森指示下，國務卿羅吉斯公開宣揚緩和美中關係。3月27日，他對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表示，儘管中國取消了華沙會談、儘管中國內部存在政治鬥爭，「但是我們繼續期待時機，雙方可以開展有益的對話，向著減少緊張、解決分歧和更加富有建設性的關係發展」。4月3日下午，多勃雷寧又找季辛吉談蘇中衝突，循問美國政府內部對中國政策檢討的進展，他還說許多蘇聯領導人認為臺灣會發展為一個獨立國家。季辛吉挑撥說，不管中國將來由誰統治，它都是蘇聯國家安全的大問題。
1969年4月22日，通過美國駐蘇大使，尼克森正式警告蘇聯總理柯西金，美國不希望看到蘇中關係的進一步惡化，美國不希望蘇中衝突，也無意利用蘇中目前的困難。我們希望從長計議，可以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可是，尼克森政府一方面告訴蘇聯，不打算利用蘇中衝突，一方面，卻在內部高層會議中，就緩和美中關係、謹慎利用蘇中分歧的策略，達成了基本的一致。5月中，季辛吉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建議，將美國對中國出口的限制減少至美國對蘇貿易限制的水平。6月21日，副國卿理查德森向季辛吉提出了四項放鬆對華貿易管制的政策建議，稱這些政策將在美、蘇、中「大三角」關係中發揮戰略性作用。五天之後，尼克森批准放寬對中共的貿易管制及旅行限制。
1969年6月10日，在中蘇邊界西部地區的新疆塔城地區，蘇聯邊防部隊與中國牧民和邊防部隊發生衝突，緊張的局勢蔓延到了中蘇邊界的西部區域，即新疆一帶。幾天後，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在內部文件中提出蘇聯應將同中共的鬥爭放在對外關係首位，要在全世界發動反中的統一戰線，不過，他非常擔心美國會利用蘇中衝突來佔蘇聯便宜。於是，蘇聯主動聯絡在臺灣的兩蔣和中共黨內的親蘇派，同時，在蘇中邊界大規模增兵。7月8日，中蘇又在黑龍江主航道發生衝突，雙方政府都在當天迅速地向對方提出了抗議照會，把事件視為珍寶島衝突後的又一個大規模武裝衝突的前兆。
1969年7月3日，尼克森下令國安會檢討如果爆發中蘇戰爭，美國應該採取什麼行動，及對美、蘇、中「大三角」關係的長遠影響。7月21日，在尼克森開始訪問亞歐多國的環球旅行前，國務院公開宣佈放寬與中國進行貿易和到中國旅遊的限制。這成為尼克森政府緩和美中關係的第一個單方面主動行動，有「四兩撥千斤」的戰略意義。7月24日，中國釋放了在幾天前誤入中國領海的兩名美國遊艇乘客。季辛吉認為，這是中國理解了美國的放鬆管制政策所採取的「不對等的行動」。7月25日，尼克森於關島發表談話，承認在越南戰爭中「受挫」，宣佈在印度支那地區收縮兵力，使戰爭「越南化」。1969年8月，尼克森在環球旅行中對巴基斯坦、羅馬尼亞等國領導人表示，美國希望中國走出「孤立」狀態，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發揮重要作用。他還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和羅馬尼亞總統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向中國轉達此意。他告訴齊奧塞斯庫，一旦中國改變對美國態度，美國願意與它交往並建立關係。
1969年8月13日，蘇軍在中蘇西部邊界對中方實行報復性打擊，雙方再次發生武裝衝突。蘇軍出動直升機掩護坦克裝甲部隊，在炮火支援下和在鐵列克提地區巡邏的兩個中國邊防軍巡邏分隊交火，其中一支解放軍巡邏分隊28人（包括3名隨軍記者）被圍全部陣亡。中蘇在新疆衝突的同一日，蘇聯特務路易斯致電兩蔣代表魏景蒙要求再次會面。整個9月，蔣介石思考對蘇交涉方針，同意與蘇聯合作摧毀中國核子基地，「毀滅匪共核子基地之程序：甲、先毀滅其長江以南之中近程匪飛彈基地；乙、其次毀滅北方與西北之核子基地。」但是，蘇俄堅持臺灣必須與蘇共扶植的「新中共」合作，這使蔣擔心舊事重演。臺蘇互不信任，使雙方的秘密交涉一再陷入僵局。
8月14日上午，針對中蘇衝突，尼克森召集緊急國家安全會議，季辛吉報告，蘇聯以非正式、但積極的態度在試探，如果蘇聯對中國的核子武器或戰略武器基地，進行攻擊或其他軍事行動，美國會採取何種態度。這種動向使尼克森發現，美國有操作三角均勢關係的機會。尼克森在會上說，蘇聯在中蘇邊界更具侵略性，蘇聯「將中國打趴」（knock-off China）不符合美國的長遠國家利益。我們必須想明白如果中國垮了，這世界會更安全嗎？還是我們應該維持中國強大？我們必須思考越戰結束後的美中關係。尼克森的話讓他的部長們大吃一驚，季辛吉許多年後評論，一個美國總統宣稱，一個共產主義大國、一個美國與之沒有任何聯系的長期敵人的生存，對美國具有戰略意義，這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一次革命性的大事件。這次國家安全會議之後，美國非正式地警告蘇聯不要對中國進行戰略性攻擊。可見，1969年夏，尼克森和季辛吉通過阻止蘇聯「打趴中國」而佔據「三角戰略」關係大棋局中的主動，也救了毛澤東一命。
在得不到美國默許後，蘇聯領導人決定改變策略。1969年9月11日，蘇聯總理柯西金參加越南領導人胡志明的葬禮後，通過越南領導人，再三要求在回俄途中，去北京同中國領導人談判。經毛澤東同意，柯西金專程飛到北京機場上與周恩來晤談四小時。柯聲言絕無破壞中國核武設備之意，雙方達成了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等四點臨時協議，之後中蘇邊界局勢得到緩解。
1969年秋，在北京，針對這一系列事態的發展，受毛澤東之命研究國際問題的四位解放軍元帥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認為，既然美國要利用中蘇矛盾，蘇聯要利用中美矛盾，那麼，中國應當有意識地利用美蘇矛盾。一方面，向蘇聯表明中國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尋求緩和，與蘇聯維持較正常的國家關係，避免邊界武裝衝突；另一方面，又要使美國對中蘇改善關係擔心，加快美國接近中國的步伐。因此，對於美國方面，「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後，可恢復華沙談判」。四位元帥於1969年9月17日，柯周會面幾天後，在對美蘇政策變動觀察和討論基礎上，完成《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報告，送交周恩來。該報告提出了打開中美關係的設想：「尼克松出於對付蘇修的戰略考慮，急於拉中國。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係。」為此，陳毅還口頭向周恩來提出了一些「不合常規」的想法，「在華沙會談恢復時，我們主動重提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別的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性問題和有關問題。我們只提會談的級別和討論的題目，不以美國接受我們的主張為前提。我估計美國會樂於接受。如果我們不提，我估計美國也會向我們提出類似的建議。如果這樣，我們應該接受。」
不久，毛澤東接受了這些建議。當時，毛澤東已經意識到整個世界情勢面臨一個大變局，他認為蘇聯霸權主義無所不在，必須思考以夷制夷之道。中國在中南半島有影響力，可以協助美國「光榮」退出越南，而中美雙方都有制衡蘇聯的需要。毛澤東看穿尼克森的需要，開始打「美國牌」，既可以藉與美國關係的改善，向蘇聯示威，也可以藉此挑撥美國與臺灣的嫌隙，不過，毛澤東聯美反蘇的行為也為日後越南共產黨與中共反目為仇埋下導火線。
中蘇雙方商定從10月20日起在北京舉行邊界談判，可是，毛澤東依然疑神疑鬼，認為蘇聯有可能以和談為煙幕，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在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前，1969年10月14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黨政軍領導人，於10月20日以前全部戰備疏散，應付蘇聯的突然襲擊。經中共領導層討論決定：中央機關集中到北京郊區戰備地下指揮部辦公，由周恩來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澤東到武漢主持全國的大政方針，林彪副主席到蘇州負責戰備。同日，毛澤東離京去武漢逃命。
1969年10月16日，季辛吉在華府會見巴基斯坦內政部長時，請巴國總統秘密地告訴中國，美國將把兩艘驅逐艦撤離臺灣海峽，將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的「例行性巡邏」，改為「不定期巡邏」。11月初，巴基斯坦葉海亞總統將美國的這項決定告訴了中國大使張彤，葉海亞還特別解釋：「美國有意與共產黨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從此，巴基斯坦開始了美中秘密外交的傳話工作。1969年12月11日，美中關係發生了極富戲劇性的變化，根據尼克森指示，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追逐中國外交官，美中兩國代表在華沙實現了成功接觸。因為越戰而中斷了幾年的美中直接接觸，又因為中蘇邊界衝突而恢復了。
1969年3月31日，蔣介石就認識到珍寶島事件的重要性，他說「十五日匪俄在珍寶島地區據報匪共一個團及重砲展開攻擊、十九日俄向匪警告將用核子報復。...匪俄在烏蘇里江上珍寶島武器衝突，在我國與世界而言，皆為一重大與變化開始，戰事禍福安危，應特別注重。」對於臺灣，珍寶島事件的重要性不幸被蔣介石言中。
＊作者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