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綁架反而使日本民眾分裂而非團結。絕大多數人認為被綁架者是北韓毫無誠信下的無辜受害者。有些人則抱持懷疑的態度，而且認為這些被綁架者遲遲不願談論他們在北韓的經歷，足以證明他們不全然是受害者。他們在北韓時肯定做了妥協，答應做出不利日本的事。還有一些人假裝整件事完全沒發生過。我訪談地村夫婦時，驚訝地發現他們的家人居然完全無視這對夫婦大半生在北韓生活的事實。「彷彿他們從未離開，」富貴惠的伯父對我說，「他們回來之後，一切又恢復正常。他們沒有任何改變。」
富貴惠一開始受訪時有點不自在，但之後她足足暢談了一個小時。說真的，妳後來有再回想在北韓的經歷嗎？我問道。「沒有，我的朋友沒有人問我北韓的事。他們不想提出無禮的問題。」她說道。
我常形容這本書是一項「極限新聞工作」，身為記者的我所做的事就像不使用救生索的攀岩者一樣。我報導的一連串事件跨越數十年，分布在三個國家，使用兩種我完全不懂的語言，我有時覺得自己要不是瘋了，就是極度愚蠢。但我相信，如果正確地加以處理，報導文學確實能在擁有完全不同世界觀的人群間搭起溝通的橋梁，而這本書就是針對這個信念所做的測試。
在進行採訪計畫時，我不斷回想作家勞倫斯．萊特（Lawrence Wright）在我的作品《新新新聞》（The New New Journalism）中告訴我的，「當我報導跨國故事時，我必須盡可能去除那個地方的異國裝飾，讓我筆下的人物在任何脈絡下都能讓人認得出來，」他說道，「如此，一旦我建立人物日常的性格情感，我就能表現出故事裡真正屬於異國的那個部分。」身為記者，最令人興奮的地方是能跟與自己不同、比自己有趣的人交流互動。我很少寫（就某個意義來說）我不覺得自己格格不入的故事，事實上，我只會寫我覺得自己格格不入的故事。最讓我覺得自己格格不入的地方就是亞洲，無論採訪的地點在首爾、東京、新潟還是大阪，我都覺得自己無法融入其中。我知道，由於我是個外來者，我的觀察不免掛一漏萬，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我與事件相關的種族群體毫無瓜葛也是一項優勢，這使一些受訪者更願意暢所欲言──如果我屬於其中某個種族，恐怕就無法得到真實的心聲。在日本與韓國這兩個重視階序尊卑的文化裡，許多人對於外來者往往不會有太高的要求，而這對一名記者來說尤其有利。我希望我是個恰如其分的容器，能夠完好地盛裝許多人向我慷慨分享的故事。
＊作者羅伯特．博因頓（Robert S. Boynton），紐約大學教授，在亞瑟．卡特（Arthur L. Carter）新聞學院開設報導文學課程。文章見於《紐約客》、《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與其他報章雜誌著有《新新新聞》（The New New Journalism, Vintage, 2005）；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非請勿入區：北韓綁架計畫的真實故事》（遠足文化，譯者：黃煜文）。（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