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十月十六日早上，我在《紐約時報》A3版面偶然看到一張照片。照片中，五名中年日本人──兩對夫婦與一名女性，都穿著方方正正的一九五○年代風格的西裝、領帶與裙子──在東京羽田機場走下波音767客機。報紙標題寫著：「五名被綁架的日本人返鄉，與親人相擁而泣。」
我看著照片，心裡湧現出一連串的問題。這些大半生生活在最與世隔絕的國家的人是誰？他們為什麼被綁架？他們能告訴我們關於這個祕密國度的事嗎？他們的人生分別在日本與北韓度過，他們認同的是哪個國家？他們被洗腦了嗎？還有多少人也被綁架？這些人還活著嗎？
而在我看到照片的前一年，二○○一年的九一一事件震撼了我。我站在布魯克林赤褐色砂岩自宅屋頂，看著雙子星大樓倒塌。雖然很幸運地我沒有任何親近的人在這場災難中喪生，但面對災後席捲全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我感到惶恐。看到許多同事變成事實上的「戰地記者」，他們認為「翻天覆地」的故事才是真正重要的報導，我很失望。往後十年的新聞採訪越來越反常，許多記者對於新聞採訪的目的也有了新的見解。我並未參與其中。我不想報導戰爭或激進的伊斯蘭教，我擔心恐怖攻擊事件已經誘使美國走入歧途，把美國得以偉大的自由破壞殆盡。奇妙的是，我對日本綁架事件的興趣似乎有助我面對美國的精神崩潰現象。
二○○二年，就在日本努力尋求戰後國家定位時，綁架事件曝光了。日本的經濟正在衰退，出生率陡降，整個國家正面臨信心危機。日本是殖民亞洲與攻擊美國的軍國主義侵略者，還是過去曾遭受原子彈轟炸而現在則是民眾遭到綁架的和平主義國家？我的日本朋友有時會把綁架事件稱為日本的九一一事件，就像蓋達組織在馬德里（二○○四年）與倫敦（二○○五年）犯下的爆炸案在西班牙與英國留下的傷痕一樣令人無法忘懷。起初我對這件事感到不解，因為日本一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但是當我目睹日本加強反恐策略與移民管制時，我開始理解「日本的九一一」與其說是事件，不如說是一種心態。與美國一樣，日本的創傷源於突然發現這個世界遠比它原先想的來得危險，即使是最繁榮最強大的國家最終也無法避免蓋達或北韓的傷害。「自從一九五二年美軍占領時期結束之後，日本人就生活在溫室裡，」某天下午《朝日新聞》政治組編輯渡邊勉一邊喝著咖啡一邊對我說，「二○○二年，日本發現外在世界原來是如此冷酷與充滿敵意。」在創傷下，自然而然浮現了受害者心態，這是在此之前的日本與美國未有的。二○一一年地震與隨後的福島核電廠爐心熔毀事件又進一步加深日本的不安。
今日亞洲的主流故事是日本昔日殖民地的崛起。與南韓激增的財富以及中國在軍事和經濟上驚人的成長相比，日本覺得自己正在走下坡，同時也對自己受到欺侮鄰邦的指控感到不解。「許多日本人，特別是年輕一輩，覺得在今日的亞洲，日本人比較像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作家與編輯船橋洋一解釋。對日本人而言，綁架事件產生了奇妙的情感宣洩效果。「日本人已經厭倦南韓與中國動不動就打出歷史牌。因此到了二○○二年取得日本民眾被北韓綁架的證據時，日本人覺得自己終於也成了受害者！」
從我看到照片的那天起，我的腦子就一直縈繞著綁架事件，我認為綁架不僅讓我有一窺北韓的機會，綁架也提供我一個調查的視角，讓我從這個角度切入來了解東北亞動盪的政治情勢。從二○○八年到二○一五年，每年我有幾個星期到三個月的時間在日本與南韓從事採訪工作。我曾經撰寫過美國的種族與種族性質問題，因此我對於種族概念如何影響日本、韓國與中國的歷史分合特別感興趣。雖然「種族」是生物學上的虛構物，但種族的力量來自於那些能使我們得以分辨我們覺得比我們優秀的種族，以及我們覺得比我們劣等的種族之間之差異的故事。亞洲直到十九世紀晚期才開始出現西方的「種族」觀念──當時日本明治政府引進這種觀念是作為現代化進程的一環。然而當時的日本在環顧外在世界之後，發現自己陷入兩難：面對以膚色差異（白色、黑色、黃色）決定人種優劣的概念，日本人要如何運用這個概念來區別膚色類似的民族，例如與日本人共同擁有深刻歷史源頭的韓國人與中國人？
第一次訪日時，我想進行兩個彼此獨立的報導計畫。一個是綁架事件。另一個是日本如何處理即將來臨的人口危機。在此之前，我已經注意到有一小群學者正在研究人口同質性高的日本要採取什麼樣的步驟來開放外國移民──這不是選擇，而是必要。日本出生率在亞洲的排名處於墊底，日本也擁有全世界老化最快速的人口，據估計到了二○五○年，日本人口將從一億三千萬減少為九千萬──相當於一九五二年，也就是美軍結束占領時的人口。日本必須採取措施，而接受我訪問的專家指出，更開放的移民政策勢不可免。最近，日本正進行一些實驗性的做法，例如發放特別簽證讓日裔巴西人以及一小群經過仔細挑選的外國專業人員如菲律賓護士來日。我很想知道一個如此保護種族純淨的國家要如何面對這些挑戰。
然後，我決定聚焦於日本最大的少數族群，以測試日本成為多元文化國家的潛力。日本的六十萬韓裔永久居民（稱為在日韓國人）遭遇的歧視與美國黑人和猶太人極為類似，因此他們多半投入較少因為種族問題而受到限制的行業，如運動、娛樂與金融投機。經過幾代的時間，絕大多數在日韓國人家庭都已經徹底同化，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他們都已經完全是日本人。許多人不會說韓語也不會讀韓文，而且取了日本姓名。但他們還是被剝奪了公民權利，無法投票或擔任公職，因為他們是「永久居住的外國人」，不是日本公民。若要出國旅行，他們就必須從南韓或北韓，也就是他們的官方「祖國」取得護照，儘管實際上他們從未到過當地。在日韓國人處於身分不明的狀態，他們絕大多數唯一認定的故鄉是日本，然而他們身處於這個國家，卻不歸屬於這個國家。我感到不解，像日本這樣急需外國移民以免於滅亡的國家，他們對待移民的態度難道就是如此？
我才剛開始進行工作，就發生奇怪的事。我為了撰寫綁架的文章而進行訪談，訪談進行到一半，我的受訪者在我未提出問題的狀況下主動談起日本的「朝鮮問題」。當我試圖把話題帶回綁架時，有些受訪者一口咬定這些被綁架者已經在北韓受到汙染，甚至「洗腦」，他們現在很可能「太像韓國人」，沒有資格稱為「正統的日本人」。「如果他們『真的』是日本人，」其中一名受訪者反問我，她的聲音充滿了懷疑，「他們為什麼不抨擊金正日？」其他人則暗示有一名或多名被綁架者是等待平壤給他們密語指令的北韓「臥底」間諜。
同樣地，我為了撰寫多元文化主義而多次進行訪談，但訪談到了某個階段，話題就會轉向綁架這個主題。一名受訪者向我表示，在日韓國人的親北韓情感（據說他們協助綁架）暴露了多元文化主義的弊病，也傷害了在日韓國人在種族上被界定為「永久居民」的保護地位。我逐漸了解，日本與韓國之間隱而不顯的連結──無論是藉由移民、殖民主義還是綁架將兩者連結起來──才是真正該寫的故事。從日韓本身的歷史脈絡來看，被綁架者一點也不獨特。說得更精確一點，這些新近發生的被綁架者與過去發生的許多事例一樣，都是日本與亞洲其他國家有著緊密聯繫的明證。從西元六世紀到十世紀，剛建立的日本國與朝鮮半島上各自獨立的三個王國高句麗、百濟、新羅互換使節。日本與朝鮮半島上的古老帝國貿易，然後透過它們，得以吸收更先進的中國之文明成果。此後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即使日本採取對外孤立的立場，日韓之間的往來依然相當熱絡。
與上世紀來往居住於朝鮮半島與日本群島（無論自願與否）的數百萬人一樣，這些被綁架者是這個地區既深刻隔絕又深刻連結的活見證。在現代史上，日本的殖民帝國是罕見的由一個種族團體併吞鄰近類似的種族團體而非併吞遙遠的「原住民」的例子。歷史學家莫里斯─鈴木寫道，日本「殖民的地區與日本有著最深刻也最古老的文化紐帶關係」，這使得日本極為關切類似與差異的問題：日本一方面充滿熱情地詳列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的連結，另一方面又勤勉地劃分兩者之間的疆界。」
儘管日本人懂得欣賞曖昧之美，但卻很難想像那些無法清楚歸類的身分。無論是被綁架到北韓的日本人，還是在日本出生的韓國人，這些無法歸類的族群都讓日本人感到焦慮。我認為被綁架者的返國類似佛洛伊德的「被壓抑者的重返」（return of the repressed）──過去日本歷史所存在著無法辨識的元素仍困擾著今日的日本。
對日本的民族主義者而言，綁架意謂著需要武裝動員對抗北韓，相反地，自由派則認為綁架爭端喚起了日本的罪惡感，提醒日本與鄰邦修好幾乎毫無進展。我採訪的日本人當中許多很快就指出日本曾在一九三○年代與四○年代強徵（有些人說綁架）數百萬韓國人到日本礦場與工廠做工。他們的性命難道不如這十幾個日本人？
結果，綁架反而使日本民眾分裂而非團結。絕大多數人認為被綁架者是北韓毫無誠信下的無辜受害者。有些人則抱持懷疑的態度，而且認為這些被綁架者遲遲不願談論他們在北韓的經歷，足以證明他們不全然是受害者。他們在北韓時肯定做了妥協，答應做出不利日本的事。還有一些人假裝整件事完全沒發生過。我訪談地村夫婦時，驚訝地發現他們的家人居然完全無視這對夫婦大半生在北韓生活的事實。「彷彿他們從未離開，」富貴惠的伯父對我說，「他們回來之後，一切又恢復正常。他們沒有任何改變。」
富貴惠一開始受訪時有點不自在，但之後她足足暢談了一個小時。說真的，妳後來有再回想在北韓的經歷嗎？我問道。「沒有，我的朋友沒有人問我北韓的事。他們不想提出無禮的問題。」她說道。
我常形容這本書是一項「極限新聞工作」，身為記者的我所做的事就像不使用救生索的攀岩者一樣。我報導的一連串事件跨越數十年，分布在三個國家，使用兩種我完全不懂的語言，我有時覺得自己要不是瘋了，就是極度愚蠢。但我相信，如果正確地加以處理，報導文學確實能在擁有完全不同世界觀的人群間搭起溝通的橋梁，而這本書就是針對這個信念所做的測試。
在進行採訪計畫時，我不斷回想作家勞倫斯．萊特（Lawrence Wright）在我的作品《新新新聞》（The New New Journalism）中告訴我的，「當我報導跨國故事時，我必須盡可能去除那個地方的異國裝飾，讓我筆下的人物在任何脈絡下都能讓人認得出來，」他說道，「如此，一旦我建立人物日常的性格情感，我就能表現出故事裡真正屬於異國的那個部分。」身為記者，最令人興奮的地方是能跟與自己不同、比自己有趣的人交流互動。我很少寫（就某個意義來說）我不覺得自己格格不入的故事，事實上，我只會寫我覺得自己格格不入的故事。最讓我覺得自己格格不入的地方就是亞洲，無論採訪的地點在首爾、東京、新潟還是大阪，我都覺得自己無法融入其中。我知道，由於我是個外來者，我的觀察不免掛一漏萬，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我與事件相關的種族群體毫無瓜葛也是一項優勢，這使一些受訪者更願意暢所欲言──如果我屬於其中某個種族，恐怕就無法得到真實的心聲。在日本與韓國這兩個重視階序尊卑的文化裡，許多人對於外來者往往不會有太高的要求，而這對一名記者來說尤其有利。我希望我是個恰如其分的容器，能夠完好地盛裝許多人向我慷慨分享的故事。
＊作者羅伯特．博因頓（Robert S. Boynton），紐約大學教授，在亞瑟．卡特（Arthur L. Carter）新聞學院開設報導文學課程。文章見於《紐約客》、《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與其他報章雜誌著有《新新新聞》（The New New Journalism, Vintage, 2005）；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非請勿入區：北韓綁架計畫的真實故事》（遠足文化，譯者：黃煜文）。（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