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中國大陸社會維權抗爭之興起
近年來，中國大陸社會所爆發的群體性事件其發生頻率、參與人數、規模均呈現不斷成長趨勢，1993年僅發生8,700起、1999年超過3.2萬起、2003年6萬起、2004年7.4萬起到2005年8.7萬起(包括妨礙公務、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聚眾鬥毆等)，群體性事件13年間增10倍，且規模不斷擴大。2006年發生8.7萬起，2007年仍8萬餘起，2008-2009年皆超出9萬餘起。也有估算2010年發生18萬起抗議和騷亂等群體事件。據《2013年社會藍皮書》指出，2012年在就業、勞動關係、收入分配、社會管理等領域面臨各種問題，群體事件多達十餘萬起。然而，也有統計指出中國每年群體性事件多達20餘萬件。
這些群體性事件的形成原因，以徵地拆遷衝突、環境污染衝突和勞動爭議為主，徵地拆遷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幾乎佔一半左右，環境污染和勞動爭議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佔30%左右，其他社會群體性事件佔20%左右。換言之，徵地與環境抗爭可說是社會群體事件的大宗。
中共17大報告指明透過民生解決社會管理問題，18大報告則重視社會管理創新機制與思維。國家機器要面對許多社會抗爭的爆發，根本因素來自政府治理失當。
２、公眾維權抗爭與維穩成本
2017年3月甫剛召開完中國大陸全國兩會(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如同以往被關注「公共安全支出」費用(一般稱為維穩)究竟多少？外界批評大陸政治過程欠缺民主化與非透明化，中共黨國體制的「專制性權力太強、基礎性權力太弱」，國家與社會關係過於緊張對立。故而，為求解決內部不斷攀升公民維權抗爭事件，建立穩定有序的和諧社會與小康社會，高額公共安全支出成為國家治理必然選擇。同時，國力不斷崛起的大陸，其經濟力全球排名第二、軍力第三(軍費第二)，為維持周邊穩定和平國際環境、建構大國外交及美中新型大國關係，保有強大軍事嚇阻能力有其戰略考量。
2017年大陸政府並未明示，在軍費、外交、公共安全支出的預算數額，這被質疑欠缺透明度。政府官員否認指控並解釋，在預算報告起草過程考慮到報告和預算草案的銜接問題，僅公佈全國財政收支大帳；但對具體支出項目含公共支出等，都將在預算草案中反映。2017年預算草案摘要內容中，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9兆4863億元，比上年執行數增長6.5%；軍費預算為1兆443.97億元人民幣，按既往預算編列經驗推估，公共安全開支費用應高於上述軍費額度。
３、公共安全預算逐年高於國防預算
自2011年起，連續3年公共安全預算經費都超過國防預算。2013年公共安全預算為7690億元，國防預算為7201億元；2012年公共安全經費為7018億元，國防預算6703億元；2011年公共安全預算是6244億元，國防預算為6011億元。2015年國防預算是9114億元，公共安全預算是8899億元。但2016年國防預算支出9543.54億元，公共安全預算僅支出1668.15億元，這並非意味着公共安全開支大幅減少，而是地方龐大的「公共安全支出」沒有計算在內。
大陸政府在公共安全支出具體內涵，主要是武警經費、公安支出為預算分配第一、二位，公共安全預算經費被外界理解為「維穩費」。但2012年兩會期間，大陸當局公開表示「中國沒有維穩經費」；並稱「公共安全」支出內容涵蓋廣泛，至少包含七個範疇，武裝警察、公安、檢察院、法院、司法、緝私警察及其他部分，其中以武警及公安涉及的開支最多 。
長期以來，武警預算一直是公共安全預算中最大的一部分，最近幾年武比重維持在75%以上。2010年武警預算占公共安全支出預算的81%，2014年超過77%；武警預算之外，第二大支出費用則是公安支出。當前公共安全支出增長大於中央本級財政增長幅度，2014年公共安全支出預算數是2010年的170%左右，公共安全支出預算在5年增長大約70%，中央本級財政支出的增幅約40%。
４、結論
大陸政府維穩經費增幅及額度，高於國防經費增幅及額度，這不僅顯示「安內」與「攘外」同等重要，也恰凸顯民眾與政府的對立緊張衝突關係正日益突出，甚至重創國家形象被批評為警察國家。這已超出實際社會需要，預示大陸政府的社會管理模式仍以打壓為主而非疏導，穩定社會秩序實已上升為國家安全及政權存續的重大課題，黨國體制認知到因而 猛增維穩經費以維政權穩定性。
確實「天價維穩」必須考慮到國家行政治理成本，及財政負擔和社會觀感效應。當前社會矛盾逐漸增多，土地徵收、勞資糾紛、環境保護等抗爭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加，若過於從控制和防堵角度，作為解決其突發性事件手段，勢必導致維穩成本上升。目前，由於大陸政府以大幅增加保障房、醫療保險及其他社會福利開支照顧公眾，儘管每年 仍爆發十萬餘宗計的群眾事件，一般評估逐年上升的勢趨應可剎住，不致陷入不可治理困境。
＊作者為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助理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