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世代會計的方式，美國於2013年已開始進行評估，計算結果顯示，當前世代透過大量舉債與赤字預算等形式，透支未來世代的財富，近幾年間快速擴大，已惡化到未來世代根本無力償還。
至今為止，除了縮減債務規模，並無有效解決未來世代稅賦重擔的其他辦法，不論是延長退休年限、提高間接稅(如加值型營業稅)，或加重直接稅(如所得稅)等，雖然可以延後危機引爆的時點，但未能改變債務轉嫁的結構，都只是經由不同影響路徑，而仍然會由未來世代承擔大部分的償還責任，對於人口快速老化的台灣社會而言，處境更是加倍的嚴峻。
公共建設往往美其名宣稱有遞延效果，來為浪費與閒置自我合理化，因此，對於政府的慣性赤字，我們必須保持警醒。事實上，前瞻計劃中四千二百億預算的地方軌道交通建設，是典型具有自償條件的項目，理應朝引進民營資本規劃，完全不需要由全體納稅人來承受不可持續的財務重擔。以台北市與其他城市的發展經驗觀之，捷運沿線土地的增值本身，便足以融通整條捷運興建的大部分經費，關鍵在於重新安排受益者與出資者的合理架構。
一個可行的辦法是採取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這是一種將民營資本與政府職能更細膩結合的營運安排，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進行投資項目的全程合作，收益分享、風險分配，可能表現為多種形式，於1992年由英國保守黨政府提出，大量應用在交通、公衛、水利等領域，其後陸續為香港、智利、葡萄牙、巴西、中國大陸等所採用。
與BOT不同的是，PPP並不將項目的風險全部移轉給民營資本，而是讓民營企業從項目評估、設計與可行性研究等前期階段便開始加入，在借重民營企業效率與專業的同時，也降低了整個投資風險，確保對各城市發展有興趣的民營企業有意願競標，並吸引閒置的社會資本投入；政府在整個項目從計畫、興建到營運的階段同樣全程參與，主要則是要求規格、設計誘因與確保品質，讓政府從過去的基礎設施提供者轉變為公共服務催化與監管者的角色，從而能大幅減輕財政負擔。
民主就只能短視自利、而建設就要債留子孫嗎？並不必然如此，只要人民自身對制度原理多一層體認、對財政責任多一分堅持，據此要求我們的政治代理人，這世代轉嫁的結構便有可能開始改變。
＊作者為前投信海外投資長，歷史學人，私塾教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