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政府推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稱將以八千八百億元投資在八年期間換取一兆元的GDP，折算成每年增加0.7％的經濟成長率，其中整整半數經費將被用於軌道建設，包括部分都市的捷運與鐵路地下化，其他則主要是水利與城鄉建設。
人人都歡迎建設，問題在於，這是支用誰的稅金，又膨脹了誰的利益？令人訝異的是，如此耗資鉅大的專案，並不是由中央政府根據國家發展的整體需要來統籌謀畫，反而是由各地方政府各自提案圈錢爭取。連日來從選舉綁樁、財務可行性等方面已陸續有深入討論，本文則想另從追逐量化經濟目標的迷思、與當前民主體制的世代矛盾角度來加以探討，此兩者並相互循環強化。
其實我們對由政府主導推動的大型拚湊計畫並不陌生，二十餘年來，彷彿像制式作業一般，歷屆政府毫無例外地舉債投資，並競相向上加碼，包括十二項建設、六年國建、新十大建設、愛台十二項建設，及至這次的前瞻計畫，一再落入「撒錢 > 得選票 > 再撒錢」的迴圈。這毫不意外，因為這樣的模式可說是最有利政治代理人競選的特效藥，但卻是讓我們國家財政陷於惡性循環的麻醉劑，全民的公共債務負擔也隨之愈發沉重。目前各級政府一年以上非自償性債務餘額是6.3兆元，但加回被刻意排除統計的非營業基金的自償性債務、與未來必須擔保支付的隱藏性債務，事實上早已遠遠超出公債法規範公共債務佔GDP百分之五十的警戒線。
這些拚經濟計畫的口號總是冠冕堂皇，但愈來愈多的跡象已經表明，單獨追求經濟利益的所謂經濟政策，帶給社會大眾的許多是更隱晦的傷害。因為經濟學理論把土地、資本從社會整體抽離走，分別單獨作為生產要素來解釋經濟現象，更將具有自主思想、有所追求的個人，也視為等同土地、資本的生產要素，化約成僅求溫飽的所謂勞動力。事實上，社會作為總體經濟運行的載體：社會基礎決定了當時的資本化程度與資金成本、決定土地價格、決定人才供應與平均素質，也決定孕育創新的環境。
GDP是美國經濟學者顧志耐(Simon S. Kuznets)基於需要監控當時「羅斯福新政」刺激措施的傳遞效果，協助美國商務部於1934年所設計出簡化的數量指標，納入統計的只是整個國家經濟被商品化(或者說可以貨幣化)的部分，向下展開到社會上的每位個人而言，表彰的就只是商品化的人生。真實人生的累積不易統計，而日常生活中各項活動被商品化的比例持續提高，個人的貨幣支出便持續提高，對整體社會而言，便反映為GDP的持續膨脹，因此解讀任何與GDP相關的數字都必須特別審慎。顧志耐本人並不贊成以此做為衡量一國經濟發展狀況的通用指標，但因循沿用至今，追求GDP成長率，仍然被許多國家奉為教條，引導人們的目標與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