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坤良專欄:台灣劇場史的荷西

2017-04-13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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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前的一個深夜,獨自從桃園搭長榮客機到巴黎,再轉法航到馬德里,飛機降落時間是當地早上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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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登臨斯土,從機場到下塌的旅館,沿途陽光和煦,成行成列的路樹枝椏乾枯,尚未長出新芽,意味著初春雖至寒意猶存。馬德里接下來的幾日天氣晴朗,愈往南愈熱,但早晚溫差仍大。對從未來過的西班牙,陌生中有幾分似曾相識,也許是城市景觀與河流、原野和其他國家遠觀都很相近的緣故。不過,比起英倫與歐陸幾個大都會,馬德里市容顯得蕭條,生活步調也慢。

十七世紀初期的西班牙跟荷蘭一樣在台灣「插旗」,但都非他們的第一志願,只是在尋求最接近中國的海岸、島嶼不可得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甚至是恐怖平衡的結果。西國在荷蘭治理南台灣(1624)之後兩年,也佔領尚未開發的北台灣,以與巴士海峽一水之隔的西屬呂宋島互為犄角,讓美洲到東亞的航線暢通,並作為前進中國的基地,荷西後來皆從現代史的東亞鍛羽而歸。福爾摩莎(Formosa)因荷蘭廣為人知,知道西國艾爾摩莎(Hermosa)的台灣人就寥寥無幾,連台灣重要古蹟紅毛城,「開基祖」原是一六二八年西國興建的聖多明哥城,後被荷蘭人摧毀、重建,現在的人只知道「紅毛」的「城」,看起來西國經略台灣顯然比荷蘭更不「用功」了。

對荷西在台灣的研究,日治時期即已展開,國人之中,曹永和堪稱開台第一人。近四十年以降,台灣學界精通古荷蘭文的學者開疆闢土,對荷蘭時期的研究加深,成績斐然,儘管台灣的大學沒有一個荷蘭語文系。弔詭的是,單單設西班牙語文系的大學就有四所,而且多有幾十年歷史,也培養不少西語人材,但多拼經濟、拼外交去了,幾乎無人投入西國在北台灣的研究行列。這二十多年,幾位先行者──尤其是台大外文系的西藉教授鮑曉鷗(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本國學者李毓中等人的努力下,西國在台灣北部、東北部(噶瑪蘭)朦朧的行踪慢慢開朗。據李教授的調查,西文的台灣史料保存於塞維亞西印度群島綜合檔案館、馬德里的皇家歷史學院、聖.羅莎里歐省份檔案館、外交部總檔案館與國家圖書館,另外,在菲律賓馬尼拉的國家檔案館和近郊聖.多瑪斯大學檔案館,以及墨西哥的國家總檔案館,皆有許多重要資料。

現今荷西時期的台灣研究多偏重十六、七世紀的東亞國際競逐、殖民地利益與宣教活動,藝術展演不是優先次序。事實上,長期以來的台灣戲劇,也不理會荷西,一方面台灣戲劇史原來就是冷門中的冷門,屈指可數的學者專注清領、日治與戰後的台灣戲劇,猶有未逮,何暇顧及荷西時期?就算有心,因為語文與史料的限制,也無計可施。

位在台北市忠孝西路與延平北路口的日治時期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倉庫,目前面臨拆遷問題,建物雖已於2011年被列為歷史建築,到處卻可見盤根錯節的樹木。(林俊耀攝)
台灣戲劇史中屈指可數的學者專注清領、日治與戰後的台灣戲劇,猶有未逮,何暇顧及荷西時期?就算有心,因為語文與史料的限制,也無計可施。圖為日治時期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倉庫。(資料照,林俊耀攝)

這趟藉台灣戲劇及劇場史寫作計畫來西國,既期待又心虛,年前我也曾以相同的「手段」去了荷蘭。在我駐馬德里代表處文化組蘇組長、李秘書協助下,前往國立歷史檔案館、國家圖書館、海軍博物館、西印度群島綜合檔案館,以及阿爾馬格羅(Almagro)的戲劇博物館察看資料。我最想瞭解的是西據時期台灣住民的社會生活與休閒娛樂,帶著閑情逸致進入檔案館,轉換心情,享受一下西班牙的台灣味道,沒有學者沉重的歷史負擔(想負擔也擔不起來)。

面對完全陌生的西班牙文,以及源自拉丁文的花體字書寫,儘管有人幫忙解說,我的心情與目光,更像在欣賞視覺藝術作品。館方接待人員或明講或暗示:西文台灣檔案沒看到戲劇資料,而從他們的神情,也微微散發著「你到底來幹什麼?」的疑惑。還好西印度群島綜合檔案館館長Manuel Ravina與塞維亞大學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教授說一句很會安慰人的話:「這是新的研究方向」,讓我此行理由「正當」,不由得自我感覺良好起來。

觀察荷西時期的台灣戲劇有幾個面相:

1、各族群(包括漢人、原住民與荷西或其他西方人)的戲劇表演內容與舞台、觀眾。

2、以台灣為題材創作的荷西戲劇。

這兩個議題實際上也是研究不同時空環境與戲劇變遷的基本關照。

西班牙雖擁有十六、七世紀的黃金年代,稱霸東亞海域與美洲大陸,殖民地分布遼闊,但在戲劇藝術的成就乏善可陳,與同時期的海上強權葡萄牙、荷蘭一樣,在歐洲戲劇史上都屬支流。至目前為止,還未能找到跟台灣有關的西文戲劇材料,研究者需要從本身經驗,想像這個時空的戲劇活動。

另外,可從荷據時期的劇場重構,摹擬西據時期可能的狀況。荷蘭的臺灣長官尼可拉‧福伯(Nicolaes Verburgh)一六五○年估計,在臺灣的中國移民已達一萬五千人。到一六六一年鄭成功發兵時,大員附近「已形成一個除婦孺外,擁有二萬五千名壯丁的殖民區」。這些漢人多來自節令祭祀演戲歷史悠久的閩粵,戲劇必然成為重要的社會活動。有待研究的是,當時荷蘭人的儀式慶典或日常生活是否有戲劇演出?有無歐洲劇團來臺灣「宣慰」殖民地官員或「僑胞」?

一六六一年五月,鄭成功攻克普羅岷西亞城後,荷蘭傳教士韓布魯克(Anthonius Hambroek,1607-1661)的妻子和未婚的女兒成了俘虜,被迫前往熱蘭遮城勸降,韓反而鼓舞荷蘭長官揆一堅守,最後與妻女連同普羅岷西亞荷蘭人悉遭鄭成功殺害。韓的死難被當作鄭荷交戰中英勇犧牲的殉道者,他的故事在歐洲基督教世界極為流傳。不過,要到一百多年後荷蘭劇作家諾姆森(Joannes Nomsz,1738-1803)才根據其事蹟創作劇本《韓布魯克傳》,又名《福爾摩沙圍城悲劇》,整齣戲共五幕,每幕三至七場,主要角色有韓布魯克等七人,場景在一六六一年的熱蘭遮城。

西據北台灣歷史不長,人口數不多,漢人亦少,大概不會有荷據時期的「盛況」,西國戲劇史也尚未看到台灣題材的創作,西據時期的戲劇活動想必極度稀微。不過,從時空環境衡量,戲劇的隱晦也是社會史的現象解讀。而這個領域的研究可能要等待果陀──懂西文的戲劇學者,根據西國與菲律賓保存的台灣史料,包括天主教道明會、耶穌會傳教士宣教記錄,一窺究竟,並從西屬菲律賓(尤其是馬尼拉)的西班牙人、漢人、原住民的社會活動得到啟發。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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