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自己出生的故鄉出書，讓我感到無比喜悅。一九五四年，我離台赴美就讀研究所，之後在美國拿到了碩博士學位，博士後研究工作結束後順利在猶他州與科羅拉多州取得教職，時光飛逝，至今已逾六十六載歲月。在台灣生活二十四年，在美國住了六十六年，對我而言，兩地都是我的故鄉。
這次在台灣出版的自傳，基本上是以我在二○○九年出版的英語自傳Nomadic Academic Life of a Professor（《一個教授的遊牧學術生涯》）為底稿增補而成。英語自傳的翻譯，由我的指導學生洪博學博士協助完成，台灣版還新增了一些我近年來發表在歷史雜誌《榕樹文化》的文章。
我的人生大致可分成以下兩大階段：
一、一九三○年出生至一九五四年離開台灣的二十四年。
二、一九五四年離台至今在美國生活的六十六年。
第一個階段有幾件事值得一提。我讀幼稚園時就知道自己是台灣人。一九四一年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開打，對我衝擊很大。接下來更直接面臨時代的巨變：戰爭結束後，台灣被返還給中華民國。
終戰前，沒有人知道台灣會被返還給中華民國。所以一九四五年當時，台灣人知道可以從此脫離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回到「祖國」（中華民國）懷抱，都非常高興，熱烈歡迎中國軍隊和官員來到台灣。然而，這種興高采烈之情不到一年半就消失殆盡了。戰前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人的地位低下，所以大家都認為既然回歸「祖國」了，從此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為中國也為台灣盡心盡力。但從中國大陸來台的國民黨集團裡，許多人充滿貪慾，不到兩年，台灣人對中國的熱情就完全冷卻了。而彷彿是反映這種熱情的冷卻般，一九四七年二月發生了不幸的「二二八事件」，台灣人遭到國民黨軍的大量屠殺。
我在台灣最好的大學台灣大學攻讀化學，一九五四年留學美國。本來因為父母都留學日本，也想去日本唸書，但當時台灣與日本之間尚未締結和平條約，我無法前往日本留學，所以決定去美國唸書。（譯註：一九五一年日本與二戰各國簽署《舊金山和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均未能參與。一九五二年《舊金山和約》生效前，台灣方面才緊急與日本締結了日華和約〔中日和約〕。）
至於第二階段的人生，因時間長達六十六年，所以又可再細分為兩階段：從留學生到修完碩博士學位、做博士後研究這個求學階段，以及在美國的大學任教至今的階段。我與妻子山本和子相識，進而共組家庭，育有三個女兒和兩個兒子。我的生涯幾乎都跟學校工作有關，一直在美國大學教書直到退休。學校生涯中，我專注在講課與研究，研究工作也一直進行得很順利，拿到很多研究補助。
我的專業在蛇毒研究，主要對象是海蛇毒與美國的響尾蛇毒。進行研究期間，常被邀請到世界各國演講或提供諮詢，沒過多久就開始擔任顧問，協助美國政府處理毒物問題。一九八三年，美國發現蘇聯使用天然毒素製造有毒武器，大為吃驚。今天我之所以能到世界各國演講如何預防恐攻，就是因為我長期協助美國政府，自然而然就學到了更多的相關實務。擔任他人的諮詢工作，自己往往也能同時從中學習。不過我後來能夠深入參與恐攻對策，還是得從奧姆真理教的東京地鐵沙林事件說起。
一九九四年六月，日本長野縣松本市有人散布沙林毒氣（神經毒氣），造成多人死傷，而這件事就發生在東京地鐵沙林事件（一九九五年三月）的八個月前。日本警方研判毒物成分為沙林，但不知是誰在何地製作出來的。因此就拜託我協助解決。我提供的最大協助就是教導警方如何從地面上檢驗出沙林的技術。使用該項檢驗技術，日本警方得以從土壤中驗出甲基膦酸（methylphosphonic acid），掌握了奧姆真理教正在使用沙林毒氣的科學證據。我也因此立功，榮獲日本天皇授予「旭日中綬章」。
關於整起事件，我後來是透過與死刑犯中川智正醫師多達十五次的會面，才得以從內部深入考察奧姆真理教的內幕。該會面還特別經過日本法務省的許可。日本政府只允許兩個人可以跟奧姆真理教的死刑犯會面，就是我和美國前海軍部長丹吉克（Richard Danzig）。由於中川死刑犯和我彼此都能放開胸懷，深入交談，我才能得知奧姆真理教組織內部的實際狀況，理解他們發動恐怖攻擊的終極目的。
正因為有這些經歷，我學習到恐攻對策的相關知識，常收到各方邀約前往分享。
我在台灣和美國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因而能從事各種研究與相關工作。此外，我至今能有些許地位或名聲，都必須感謝父母溫柔的教導與亡妻的內助之功。當年的台灣相當貧困，後來的發展卻相當驚人，現在已經是個優質良好的社會了，讓我由衷感到喜悅。
＊作者杜祖健，一九三○年出生於台北，是台灣第一個醫學博士杜聰明的三子。長年旅居美國，一九九八年成為科羅拉多大學的榮譽教授。二○○四年到日本千葉科學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是國際知名的毒物學、生物兵器、化學兵器權威。在日本奧姆真理教沙林毒氣事件中，曾經指導日本警察當局分析沙林毒氣的合成方法。本文選自作者台灣版自傳《奔流的樹葉：杜祖健與毒物共舞的人生》（玉山社，譯者：洪博學，劉夏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