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來看一看，權力─媒─市場─科技─公民，這5個角色彼此互動所帶來的變化：
資訊科技衝擊了報紙、雜誌等傳統媒體，同時又造就了無數新的媒體。在傳媒市場上，互聯網已成為主角。互聯網公司中，若干巨無霸，是境外上市公司。它的產權結構，已和黨媒體、國家媒體的結構判然不同。資訊科技與傳媒市場的緊密結合，已形成不可小看的巨大力量。
媒體，如果我們說的是傳統媒體，今天的日子的確不好過。它受到管制體系的嚴厲壓制，又面對新媒體的無情競爭。然而，一方面在傳統媒體中依然有許多堅守良知、追求新聞自由的人士，另一方面，許多報紙、雜誌的記者編輯，已轉戰互聯網，在全新的競技場上，用新的方式爭取自由。
而公民，公民社會，正成為變革的要素。維護自身權益，捍衛公平正義，必然要求資訊公開、言者無罪。新聞自由，不只是媒體人的權利，更是全體公民的基本權利。一些民間組織和社會運動的領袖，本身就是互聯網上的活躍人物。毋庸諱言，互聯網上真假參半，魚龍混雜；這個道德沈淪的粗鄙年代，無良媒體和無良報導的存在，不足為怪。而公民社會，正是媒體最好的監督者。它有可能，促進媒體在追求自由的同時承擔責任。爭取新聞自由的內地媒體人，已越來越自覺地融入公民社會的發育和建設。受過嚴格專業訓練的媒體人，和追求言論自由的普通公民們一起，使用互聯網，衝破報導禁區和言論限制。有時取得進展，有時受到更嚴厲打壓。
內地的輿論管制者，已經很清楚他們面對的挑戰。六四後的25年，市場、科技、公民，從三個方向崛起，迫使政治權力不能不改變舊有的傳媒管制套路。對他們來說，當務之急是：動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強大力量，對傳媒市場、資訊科技進行利用和控制，對民間社會進行打壓。他們要讓市場和科技為黨所用，做大做強黨的報刊、黨的網站、黨的傳媒集團。對互聯網上他們所說的「噪音」、「雜音」，則隨時整肅。2013年，在「輿論鬥爭」的口號下，內地互聯網遭遇嚴冬，微博元氣大傷，至今沒有恢復。
中國新聞自由的出路和在？我認為，與其糾纏於「樂觀還是悲觀」、「希望或是絕望」，不如用行動，參與那些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這個變化，包括政治權力的變化——無論這種變化是社會壓力的逼迫使然、是內部權爭引發、還是自覺的變革（內地詞典裡的「政治體制改革」）。更重要的變化，來自市場、科技、公民匯成的奔騰活水。2014，已經不是1989。設想，如果那時有互聯網，如果那時有Twitter、Facebook、微博、微信，如果那時就有如今這麼多已經成熟起來的公民組織，會不會有另一種局面？歷史不能假設，但未來可以創造。
25年，爭取新聞自由的道路曲曲彎彎。坦白說，相比25年前，我們沒有走出多遠。但我見過一些令我難忘的媒體人和網絡寫作者，他們的博客被「和諧」（遮罩），出境受阻撓，甚至曾被傳喚拘禁，然而，受過如此多的磨難，卻依然率性豪放。他們不喜歡悲情，不喜歡哀嘆，更沒有恐懼。他們從未放棄努力，對自由，似乎比我更有信心——因為他們是行動者。
是的，爭取新聞自由，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於言論、出版自由的第35條真正兌現，或許我們可以思考的最重要問題是：我們今天能做甚麼？
謝謝大家。
＊作者為知外報導文學作家及記者，現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國際傳媒研究計畫主任。（本文為香港金堯如新聞自由獎頒獎會暨研討會講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