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句口號，對我與所有抗爭者來說是真的。借用毛澤東曾說的話，反送中『是一場觸動靈魂深處的革命』，因為它確實觸動我們每個人的心靈。」──李靜君
「2019台灣社會學會年會」11月30日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舉辦，邀請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社會學系李靜君教授，以「香港反送中的社會學反思」為題進行演講。
李靜君說，在這場革命運動的抗議中，真正具有革命性意義的一項突破是，它是基礎廣泛、分工細緻的運動，涵蓋了各行各業、跨世代、跨階級的參與者，透過這場運動，以香港為主體的「新政治共同體誕生了」，而且香港示威者擅長外交手段，向世界行銷──「香港國際都市的地位不只在於金融，還在於自由與民主價值。」
反送中如何形塑出新的「香港共同體」？
「過去的5個半月，對於我這個在香港長大的人來說，是情感最激動、最傷心、創傷最深刻的時期，人們將自己的心靈、思想以及所有情感與激情，都傾注到他們為這項運動所做的奉獻中。我到抗爭現場做研究時，好多人跟我聊著、聊著就掉淚了，我從沒在田調時遇到這麼多人哭，」李靜君說，她還曾遇到一名17歲的年輕人帶著遺書上「戰場」，這孩子的行為讓她非常困惑。
李靜君表示：「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提到過，為什麼人願意為不認識的人送命？因為民族主義。然而跟我交談過的抗議者們有一個奇妙的共同點，他們常說『我是港豬』、『其實我不喜歡資本主義發達、物價高昂的香港』，但為什麼他們願意為香港犧牲性命？」
「我認為，『抗爭者從與香港疏遠，到願意為香港而死』的轉捩點在於，他們在集體行動中，構建出共同體的團結感。他們的抗爭故事都有一段戲劇性的轉折，有過相互幫助、拯救，與夥伴像親兄弟一般，因此內心深處對香港的看法逐漸改變，覺得『原來香港人不是我想的那麼自私』，因而願意推動『新香港』的誕生，」她說。
她解釋道，當人們經歷革命，看到政府對人民施加過度的武力等不公義情況，目睹不認識的夥伴為抗爭群眾犧牲奉獻，人們這時已經改變對香港、香港人與自我的看法，人們在參與的過程中，與這個新的香港共同體產生關聯，並對香港共同體擁有深厚的激情、熱情與承諾。
跨世代、跨階級的全民參與和分工
雨傘運動的時候多數是年輕人參與，而且中產階級居多，但是反送中運動的參與者是跨階級、跨世代的，而且男女分布很平均，李靜君說，因為這是一個情感上的動員運動，擁有相同認知、道德良知觀念的年輕朋友們，會透過社交方式邀約出門抗議，「而且他們有共同的訴求、共同對抗的敵人」。
李靜君指出，有1/3年紀介於30至40歲的中年人從事中國貿易，「在中國公司受到歧視而難以升遷，或者了解到中國正面臨經濟不景氣，所以並不可靠，透過自己的工作經驗，意識到了香港才是可以依靠的地方，」這是部分中年人聲援反送中的原因。
每個香港人都能找到自己在反送中的角色，抗爭的分工不斷進化，有前線勇武、和理非、急救、守護等等，「參與者可能會反省『我不適合做魔法師，想換個崗位』大多數人在過去個6月內學習了一項抗議的技能，從而變成那個崗位的『專業人士』，」李靜君說道。
她表示，即使沒有出門參加抗議，也能支持這項運動，「我自己就曾經遇過，有一個上班族在大樓下抽菸放風，突然莫名其妙辱罵一個經過的香港警察，因此與警察斡旋了很久。等警察走了之後，我問那位上班族『為什麼要這樣做？』沒想到他說『我在網路上看到，幾個街區外有兄弟姊妹想癱瘓道路，所以我下來看到警察之後，就想試著拖住警察。』」
李靜君表示：「這種事天天都在香港發生，整個城市的人都在以靈活的方式，為運動做一份貢獻。抗議活動已深植於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這就是反修例運動的力量，它是一種有機的團結，人們透過行動展現出何謂香港共同體。」
一場永久的革命
李靜君表示，香港在反送中期間訴諸了「全球城市外交」的手段，並且不是透過經濟、政治等傳統的利益交換來做城市行銷，而是以「自由、民主與人權」擦亮了香港的招牌，這其中《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最重要的例子，參議員、眾議員等許多推動這法案的人們曾來過香港，他們反思自己在香港的日子之後，做出支持香港示威者的決定。
最後李靜君提到：「總而言之，我認為我們時代的革命將是一場永久的革命。這場革命沒有盡頭。我們必須繼續建設香港，這也是一個建立共同體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