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這個訪談中,他舉了個非常有說服力的例子:一個父親要小孩犧牲週末遊玩的時間,去鄉下拜訪祖母。
如果這個父親是威權的父親,直接下命令要求小孩去拜訪祖母,那麼最少這是一個可見的、明確的威權,是可以反抗的。
但如果父親說:「你知道的,我無法強迫你去拜訪祖母,但她這麼愛你疼你,去看她是個好事。總之,看你自己決定囉!」突然間這變成一個社會壓力,而且是沒有威權對象可以反抗的,小孩只能夠吞下所有心理上的不滿和壓力,自己做出決定,不管最後是去還不去,都已經在心靈上留下一個包袱。
我仔細咀嚼著齊澤克教授深入淺出的分析,回想著在矽谷生活時那些我們錯過的寶貴溝通時刻,看著現在電視上那讓人作噁的金髮橘臉,環顧四周巴黎咖啡座裡交換的那些沒有惡意的玩笑,和走在聖日爾曼大街上談笑風生的黑白情侶,深深地慶幸自己在四年半前做出了一般人不會做的選擇,離開矽谷來到巴黎。
明年換我們了。不管是左傾右傾,我們將針對各種議題高聲辯論得面紅耳赤,甚至大打出手,然後不論結論為何,我們都將攜手阻止瑪琳・勒潘成為下一任法國總統。
*作者為台灣大學電機畢業,在台灣、矽谷和巴黎從事IC設計超過十年,包含創業四年。在巴黎工作期間於HEC Paris取得MBA 學位,轉進風險投資領域,現為Hardware Club合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