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讀金庸小說的朋友必定知道，在封建的古代社會中，對於魚肉百姓的暴君，傳說中的解方有二：「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倚天不出，誰與爭鋒？」屠龍刀代表群眾發動的武裝革命，倚天劍則在暴君仍難推翻之際，以英雄的一擊來逆轉乾坤。反觀現代的民主社會，數人頭早已替代砍人頭了，但是定期選舉仍不足以達成實質的民主、反映人民的意見時，是否存在著另一把「倚天劍」──猶如太陽花學運時，勇敢的台灣人佔領立法院的議場，逼迫當政者將服貿退回重審？至今仍未有充足的論述告訴我們：究竟何種情況下，「佔領」可以成為合理的例外？太陽花之後，是否認為自己訴求的是正確、是正義，「佔領」就是可以揮舞的「倚天劍」？
從反課綱微調到反砍七天假、從所謂「半分忠」到「一分瑩」，我想表達的是：太陽花學運「佔領」立院議場，或許得到絕大多數臺灣民眾的支持，但這不是決定「佔領」行為是否正當的關鍵因素。反服貿事件之所以如此特別，至少是基於以下因素的交互影響，卻不是每個抗爭行動都可以去「佔領」其抗爭對象！和平非暴力的訴求，還請回到正常法治下的「偶發性集會遊行」：如大法官第718號解釋，是以「室外」為前提！社運團體，在某種意義上是領導社會前進的力量，我想運動者們應有三思而後行的高度和義務－－對於各人生活息息相關的政府機關、公共機構甚至個人辦公、活動場所，打算「路過」甚至「佔領」的時候，各位的主張，是否有如以下三點，特別到應該直接顛覆政府的公共服務、妨礙他人對於生活的自主掌控，而無視於在此背後，就是各種「人民」生活上的孔急需求？
一、兩岸服貿在臺灣政經環境的特殊性
眾所週知，臺灣擁有一個自由民主的政經體制，也有一個強大而具併吞意志的鄰人在側。舉目全球，似無哪個國家面對如此懸殊險峻的情勢，而中共除了政府本身的政經實力，還有黨對於民間深入各種組織的控制，可謂獨步全球而且深不可測。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岸服貿對於臺灣，形成了同樣深不可測的政經風險。同樣談自由貿易，服務貿易和商品貿易有根本上的不同，就以服貿最主要類型的商業存在（commercial presense）來說，允許陸方在臺設立機構、提供服務，背後就是資本和人員的準入，而不僅僅是一般所想的商品流動。我們不是要一味排斥與大陸人民的交流，只是不可忽略的是中共當局對臺的用心，真正的危險在於，金融、電信、資訊、傳媒、運輸等攸關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的產業，在臺灣的自由經濟體制下，開放潛在受中共控制的資本經營、由其所指派的（中高階）人員來管理，誰能保證在強弱眾寡不均的情勢下，政治化的經濟活動，不會侵蝕臺灣民主社會的基石？可以確定的是，兩岸服貿對臺灣形成的系統性風險，並不是國內的一般公共政策議題可以相提並論的。
二、國會議事程序破毀所生的民主危機
坦白說，服貿的複雜性，加上從來就不透明的中共因素，可能沒有人能夠完整衡量這些風險。但是我們仍然期待在公開透明的國會之中，集眾人之力的審議過程，能夠達到基本程度的慎思明辨，無論要還是不要，人民選出的代表能夠表達人民的憂慮和意志。然而，「半分忠」事件的議事程序形同破毀，有如這些立委對人民「倒打一耙」－－值得強調的是，這已不僅僅是某個環節混亂而欠缺審議的局部失靈，因為局部的瑕疵在國會是家常便飯，甚至是議事技巧上的必要之惡，我們只能期待看見亂中有序，整體而言國會還是代表了人民。這也就是為什麼大法官解釋一向只在議會程序有「重大明顯瑕疵」時，才會否定其效力：所謂明顯，是指事實不待調查即可認定；所謂重大，則指違反所通過規範成立或效力之基本規定。兩岸服貿協議是否涉及國家重大事項，應該由立法院審議？或僅僅只是行政機關簽署，送立法院備查即可的次要事項？固然公道自在人心，但「半分忠」事件是連這個程序事項都放棄討論，逕送存查而直接生效，程序瑕疵明顯、重大，而且已難再作彌補。姑且和所謂「一分瑩」事件相比較，其實不但議事過程的細節有諸多差異，後者的瑕疵是否達到無待調查即可認定的「明顯」程度，已有疑問，且其決議內容是「送院會協商」，立法程序尚未結束，局部審議的瑕疵未必不能再作彌補，可能還未到達「重大」的程度。總而言之，應該不是所有議事程序的瑕疵，都足以正當化「佔領」的決定，至少須達到「重大明顯」的程度，否則對於國會程序失之尊重的結果，反而可能動輒創造民主危機吧？
三、人民奪回議場行使自我權力的條件
最後必須談清楚的是：其實太陽花學運時，與其說人民是「佔領」議場，不如說是「奪回」議場而聲明自己才是國會的主人，而這一層意義也是為何毋須等待大法官對於「半分忠」通過的議案作出評價，人民就可以直接對國會請求重審的原因。這裡涉及立法和行政、司法的性質差異：行政的任務在於直接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包括危安的排除和各種生活支持，司法則在各種無法解決的法律紛爭被送進法院時，就法論法作出裁斷。立法者則是代表人民自身，制定各種法律也決定人民自己的命運──包括是否讓司法者依法去決定某些事項。回到服貿問題，人民當然有權力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是當國會作出了荒謬的決策時，如果國會制定的法律恰好規定了某個大法官釋憲的可能途徑，人民就「必須」靜候大法官的佳音，才是所謂的法治社會。在一般私人的法律糾紛裡，個別人民不必等候法院裁判，就可以達成協議，在政治場域中就更沒有這種義務了，人民有權透過各種動員來實踐自己的意志、決定自己的命運，等待大法官做出最終的判斷只是其中一個可能的選項。
剩下的問題只是：這種「自我決定的權力」界限為何？在何種情形下行使，「奪回」議場才有正當性，而不是單純對於「沉默多數」的一種侵犯？如一開始所說的，是否構成多數和正當與否並無必然關係，即便是具備多數的權力，仍然應該肯定它的行使非無界限──例如某些人的基本人權，在任何行政機關被「佔領」而不能執行公務時，難保不會被剝奪了應有的保護和支持。就立法機關而言，由於立法權的本質是制定一般、抽象的規範，如果「佔領」的時間不長，應該還不至於侵犯基本人權。最後的問題仍然回到人民與國會的關係，人民暫時奪回議場，凍結代議制度的運作，究竟何時可行？其實對這問題的回答，牽涉到我們對於民主本身的價值信仰如何。本文的答案很簡單：除非立法院以一個破毀民主的決策過程，作出了危害或改變所有人基本生活方式的決定──至少太陽花學運是處於如此特別的情形，才能否認我們對彼此所許下的，遵守民主憲政秩序的承諾。
＊作者為研究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