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龐大政治體的暗箱政治，總是給人一種和平假像，但它是靠專政維穩機制來維繫它的穩定，專政機制一旦失靈，就必然分崩離析，而它的最終崩潰，就對社會與當局自身造成重創，甚至是災難性的大變局。
三、龐大而不受制約的行政體系
宋魯鄭為了證明中共官僚體制的正當性，不惜從傳統中國社會中找資源：「如果從中國自身的傳統和現代演變的角度，我們可以說：中國幾千年就是一個政治核心，人才全國性選拔。」這種觀點無疑是在證明中共仍然延續了家天下的極權模式，只是傳統社會中的家天下，變成了現在的党天下，傳統中國社會選賢任能，通過科舉制來實現，所謂道德文章優秀者，朝為放牛郎，暮入天子堂，個人的德性與才華，是被選入各級行政職位的標準，所以傳統中國社會的穩定性，是建立在德治與法治互補之上，還有就是，傳統統治者畢竟還有對天地神靈的敬畏，對生命的神聖性有一定的良性認知。
而中共的政治體系沒有信仰，把政治觀念當成個人信仰，把一黨統治當成最高價值追求，不惜一切代價維持一黨的專政統治。如果說戰爭年代早期中共政治人物還有一定的理想追求的話，和平時代特別是市場經濟時代的中共則完全是一個利益集團。中共的人治，使官員的進入機制、升遷機制、淘汰機制都 非常隨意，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共高級領導人的子女均可以被分配安置一個副部長級位置，這種權貴聯盟一直深刻地影響到現在中共政治格局。譬如李鵬的兒子李小鵬，從國企直接任職山西省副省長，而李鵬的女兒李小琳是重點央視的掌門人，近日曝光的巴拿馬檔上，就有她的洗錢記錄，由於離岸洗錢的名單涉及更多的中共領導人，中紀委也難以入手調查處理。
所以，現行體制這種靠血親與利益維繫起來的政治同盟，它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能有幾成？宋魯鄭先生的文章裡，均刻意回避了這些無法回避的事實。與傳統社會的政權相比，中共政權既龐大，又深入到社會的最底層，它的宏大在於，既有党系幹部，又有團系、婦聯、工會、文聯作協等等政權輔助體系，這一行政體系疊床架屋，使國力不堪重負，而且這一體系從中央一直延伸到最基層的鄉鎮，黨團系更是深入到村一級。傳統社會的政權只是到縣一級，縣以下靠自治，靠士紳或家族的力量維繫。特別是傳統社會一般只有三五名縣官，而鄉鎮機構和人員不斷擴張，不僅普遍建立了黨委、政府、人大（專職主席副主席及辦公室）、紀委、武裝部等所謂「五大班子」，一些地區還設立了政協機構。
如此龐大的行政機構靠誰養活，當然是納稅人，各級地方政府不僅需要財政供養，還是地方巨大債務的製造者，由於政府不斷換屆，所以地方債務是無責任債務。在經濟快速增長之時，中央與地方、官與民勉強可以維持經濟平衡，但經濟增長停滯或經濟出現危機之時，社會矛盾必然會集中爆發，當地方政權不能向上級政府獲得經濟支持之時，他們會通過各種巧取豪奪方式，來維持政府利益集團的利益。
中國龐大的行政體系是在經濟快速擴張過程中形成的，既是為了擴張公權力的勢力，又是福蔭各種權貴關係，在經濟下行或危機過程中，必然會撕裂社會，它會造成基層社會的利益衝突與撕裂。
龐大的官僚體系不僅吞蝕著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在政治上，其公權力也無法形成制約，無論哪一級政府的五大班子，都會形成一個以黨委書記為核心的權力中心，每一個成員或機構都要在各級核心的羽翼下生存與發展，所以，每一級黨委政府，都會是一個權力與利益的共同體。在家天下時代，百姓只需要供養一個帝王的大家族，縣級行政編制也不過三五名，而現在的党天下，百姓卻在供養政府之外，還得供養黨系及其附庸機構（工青婦以及所謂的事業單位）。
有鑒如此，中國的政治轉型，要麼是自上而下的積極轉型，要麼是經濟不堪重負，被迫轉型，還有一種可能就是經濟與社會各種危機爆發，經過一段時間的社會動盪，最終實現轉型。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政治形態不可能例外。
中國的政治轉型，像沈大偉提出的半民主化，也是一種妥協方式，中共如果能積極主導這種政治轉型，也許可以避免災難性的突變，如果仍然迷戀宋魯鄭式的讚美，不思政治改革，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悲劇。
＊作者為旅美學者，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