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矽谷都為這位「導師」過世悲傷，賈伯斯、施密特、祖克伯是其密友弟子

根據中國新浪科技、騰訊科技網等外電報導，曾是許多矽谷傳奇人物的密友或「導師」、被稱為是矽谷傳奇「教練（coach）」的比爾·坎培爾（Bill Campbell）過世了，一生低調的他，外界許多人可能沒聽過他的名字，但他的離世讓整個矽谷為之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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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蘋果在任時間最長的董事，也幫助Google 打造了強大的董事會，當蘋果和Google 因為iOS 和Android 進入白熱化競爭的時候，只有他才能促成賈伯斯和施密特的密談。他的離開，是整個矽谷的損失。

儘管被矽谷最有權力的CEO、VC和創業者們視為導師，但是坎培爾一直非常低調、總是藏在幕後。也許他自己也想不到，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吸引了眾人目光的時刻，卻是在他去世的消息公佈後。和癌症抗爭了很久後，他還是在75歲的高齡、在睡夢中離開了人世。

「比爾對於我們這些在蘋果的人來說，是一個導師，也是一個「教練」，是我們大家庭的一員、一個高管、一個董事會成員。在很多人都不相信蘋果的時候，他就對蘋果充滿信心，為我們的公司做了巨大的貢獻，陪我們一起經歷了起伏，怎麼說都不會誇大。我們將懷念他的智慧、友誼、幽默和他對生活的愛。」蘋果在聲明裡說。

施密特也在自己的Google+上悼念說：「比爾是一個非常有天賦的人，然而，今早這個世界失去了這位偉大的領袖。」

從一個不成功的橄欖球教練，到蘋果1984 廣告的關鍵人物

坎培爾最開始和科技沒什麼關係：他的父親是一個高中的老師兼籃球教練，他自己則在哥倫比亞大學念教育專業，還是橄欖球隊成員。他曾經作為隊長，帶著哥大橄欖球隊，在常青藤學校的冠軍賽里和哈佛打了個平手。

畢業後，坎培爾在哥大做起了橄欖球教練，但是他輸了很多場比賽。沮喪的他離開了乾籃球場，加入了一家廣告公司負責柯達項目，很快就被柯達挖走，又來到了蘋果負責市場。

正是他把蘋果最有名的1984 廣告帶到了超級碗比賽上，完成了Mac 電腦讓人驚豔的亮相。如果不是他，或許這則有史以來最經典的蘋果廣告，根本沒有機會和世人見面。

當時，蘋果內部管理層認為在超級碗上做60秒廣告太奢侈、這個廣告的內容也太驚世駭俗了，應該把超級碗上的廣告時間給轉讓出去，但是坎培爾並不同意。

所以，當銷售人員和坎培爾說，找到了願意接盤這60秒廣告的下家時，坎培爾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不要告訴管理層這件事。誤以為沒有接盤者的蘋果管理層只能讓廣告如期播出，卻沒想到Mac 因此而大獲成功，這則廣告也被認為是歷史上最棒的廣告之一。

他在賈伯斯被放逐期間才加入蘋果，卻成為賈伯斯的密友

也許招坎培爾進入蘋果，是蘋果前CEO約翰·斯卡利在任期間做的為數不多的對的事之一。坎培爾最初擔任蘋果的市場主管，後來負責蘋果分拆出去的軟件Claris，如果不是蘋果行使了回購的權利，坎培爾會帶著Claris 上市。

雖然坎培爾是斯卡利招進來的，但是他和賈伯斯走得非常近。「我是看著賈伯斯怎麼成為一個CEO的。我看著賈伯斯離開蘋果創辦NeXT，看著賈伯斯從一個天才創業者變成了一個商人。」坎培爾曾經在接受采訪時說道。也是賈伯斯親自邀請他加入了蘋果董事會。

賈伯斯脾氣暴躁、多疑，追隨者眾多，但是摯友卻不多。比爾·坎培爾絕對是其中一個。1997年，賈伯斯剛回到蘋果時，經常會在周末走去坎培爾家，在後院晃來晃去，或者坐在游泳池邊。

有一天賈伯斯走了過來，他們倆在游泳池邊的板凳坐下，賈伯斯向坎培爾發出了邀請，「我想要邀請你加入蘋果的董事會」。對此，坎貝爾只說了一個詞——「當然」

有很長時間蘋果甚至沒有董事長，而坎培爾是兩位聯席長之一。在那段時間裡，坎培爾會親自參與蘋果內部很多話題​​的討論。很多人都說，坎培爾是“賈伯斯的人”，而他和賈伯斯的友情讓他對賈伯斯的性格和想法都瞭如指掌。

他甚至能夠安撫獨斷專行的賈伯斯。他接受了施密特的邀請，幫忙施密特管理Google，賈伯斯得知之後對他大吼，「如果你幫他們，那就是在傷害我。」但是坎培爾一下子就安撫了賈伯斯，他說，「得了吧，我又不會編程。我只是教他們怎麼更好地管理他們的公司。」

於是，在蘋果Google 因為iOS和Android打得最激烈的時候，他也成為唯一一個可以把施密特和賈伯斯拉起來會談的人。

在擔任蘋果董事會成員17年後，坎培爾因為個人原因決定辭任。很多人說他和賈伯斯的繼任者蒂姆·庫克的關係會非常尷尬，但是並沒有。他把他在矽谷的深厚人脈交給了庫克，在庫克遭受質疑的時候，他站出來說，庫克是一個「冷靜、周到的人」。

庫克同樣對他心存感激。他說，「比爾對蘋果的貢獻是不可衡量的，我們都欠他巨大的感激。」在庫克心裡，坎培爾也是一個導師、一個朋友，庫克還以坎培爾的名義，在坎培爾長大的小鎮上進行了捐款。

他是Google的導師，教施密特怎麼處理和Google創始人的矛盾

2001年，當施密特出任Google CEO的時候，有人向他推薦坎培爾擔任「教練」，但是施密特反問說，「為什麼我需要一個教練？我不需要別人的幫助。」

但是，他還是同意和坎培爾見面。見面時，坎培爾問施密特，Google有些什麼需要解決的問題？施密特說，打造高管團隊。於是坎培爾開始著手幫助解決這個問題。他成為了唯一一個每周至少參加一個Google高管會和產品介紹會的非Google員工。

在坎培爾的建議下，Google成立了產品管理團隊。而且他在很多事情上幫助施密特，包括怎麼開僱員會議，以及董事會上應該討論什麼。也是在他的協助下，施密​​特才能和Google的兩位創始人布林和佩奇一起合作無間。坎培爾甚至創造了一個方法，讓這三個人可以在私底下處理好自己的分歧，然後在對外時又團結一致。他還在Google收購YouTube之後，幫助YouTube更好地平衡好獨立發展和Google的關係。

施密特說，「坎培爾知道怎麼為這些公司尋找最合適的領導者。坎培爾會擁抱他見面的每個人，他幫助我們打造了Google，在無數的方面幫助我們成功。最開始他是一個外部的'教練'，但是很快他就成為了我們內部的管理專家，他會參加我們的職工會議，和管理層會面，他會幫助一個公司選擇最合適的董事，並且幫忙打造公司的文化。」

他不懂得編程，但是他懂得最寶貴的東西——人性

在這兩個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科技公司裡，他一待就是數年。也正是那段時間，坎培爾也開始接受VC們的邀請，幫忙「訓練」科技行業的領袖們。

比如KPCB的合夥人約翰·多爾（John Doerr）就跑來問他，他是否能幫助亞馬遜。於是坎培爾說服年輕的傑夫·貝佐斯留下來擔任亞馬遜的CEO、而不是董事長，讓他可以更好地管理公司，還有Facebook的祖克伯、Twitter的依文· 威廉姆斯……全都是矽谷權力金字塔上最頂尖的那些人。

不過，坎培爾的「培訓課」不是開在商學院裡，也不是奢華的辦公室，而是在他自己買下來的一個運動主題的酒吧里，一群人伴著啤酒和雞翅和披薩，大聲的聊天。

坎培爾還輔導過一個叫做Go的創業公司，儘管公司最後失敗了，但是坎培爾由此成為了培訓創始人的專家。他也成為了Intuit的創始人聘請的第一位外部CEO，把公司業績從2.1億美元的營收做到了5.​​62億美元。在坎培爾從CEO的位置上卸任時，創始人甚至把自己的董事長席位讓給了他，讓他可以有一個正式的職位參與公司的管理。

坎培爾有一種被這些高管們視為「魔力」的特質：他理解他們。這是一種對人性非凡的理解力和洞察力。

著名投資機構Andreessen Horowitz的本·霍洛沃茨(Ben Horowitz)在得知坎培爾去世後，寫了一篇長文來懷念他。霍洛沃茨說，每當他在生活上遇到困難和煩惱的時候，他都會打電話給坎培爾。

「我打電話給坎培爾，不是因為坎培爾能夠告訴我應該怎麼做，而是因為他能夠100%理解我的感受。我從來沒有見過其他人可以像比爾那樣。」霍洛沃茨說。

他同樣是坎培爾的「學生」。

2002年，本·霍洛沃茨還是創業公司Loudcloud的CEO，在科技泡沫破裂的時候，公司出現了嚴重困難。一家在紐約的公司願意給他們注入現金，但是要求他們裁員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的員工也會重組。

霍洛沃茨本來想要飛去紐約、在媒體發布會上宣布這個消息。但是坎培爾阻止了他。

坎培爾告訴他，「你宣布這個消息的時候，公司裡的每個人，唯一會關心的事就是他們自己的處境。你得傳達消息、和他們在一起，幫他們把東西搬到車上去。 」

霍洛沃茨於是取消了紐約之行，而是待在公司裡，和員工們一起面對這件事。霍洛沃茨的陪伴，對於留下的和被裁的員工，都有非凡的意義。這些人成為了他之後東山再起的基礎。

後來，在霍洛沃茨的懇求下，坎培爾加入了他們的董事會，並會出現在他們的工程師會議上。而坎培爾的另一個建議讓霍洛沃茨的公司在面對生死時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因為缺錢，霍洛沃茨的競爭對手關閉了軟件研發部門，而霍洛沃茨的投資人也叫他們做同樣的事，但是坎培爾阻止了他們。坎培爾說，「如果你沒有自己的技術，就沒有一切。」

最終，霍洛沃茨研發部門的研發出來的軟件拯救了這家公司——他們在2007年以16億美元的價格賣給了惠普。

當會議開始時，他會擁抱會議室裡的每一個人

坎培爾是一個不看重金錢的人。他在幫助霍洛沃茨的時候，拒絕拿錢，導致霍洛沃茨威脅說如果他再拒絕，就把錢捐給民主黨(坎培爾是共和黨人)。他名下的蘋果和Intuit股票價值2億美元；儘管施密特沒有透露Google給他多少錢，但是在Google，他有一個專屬車位。

就連賈伯斯也說，坎培爾身上有一些「深刻的人性化的東西」。這在矽谷可是非常難得聽到的評價。

坎培爾一生從來都沒有寫過一行代碼，但是他知道怎麼打造可以偉大的公司：在Google，一名核心員工患病了，坎培爾是第一個知道消息的人，連施密特都不知道；當一個會議開始時，他會擁抱會議室裡的每一個人。

去世前，坎培爾給家鄉的學校捐了2000萬美元，並且閒暇時間還在奧瑟頓的學校擔任橄欖球教練；而在他去世後，所有收到過他幫助的人都在為他的離去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