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沒有見到軍醫局長我不走喔！」
「從辦公室走到大門有那麼遠嗎？」在國防部門口她疾言厲色，為了阿兵哥的申訴案件要長官出來給交代。這是軍中人權促進會創辦人「黃媽媽」陳碧娥的日常。二十多年來她為大大小小的軍冤案奔波，一接到電話就馬上出門，她有時會在高階軍官的辦公室裡爆氣拍桌，也會耐心地向家屬解釋軍中的規範與做法，擔當軍民之間溝通的橋樑。
兒子離奇慘死，苦追真相23年
黃媽媽為什麼會如此在意軍人的權益，其實背後有這麼一段悲傷的故事…
1995年，一名海軍二兵黃國章離奇落海死亡，被福建的漁船打撈上岸。他身上穿著軍服，身上有多處虐打的痕跡，甚至頭上還插著一支鋼釘，疑似遭到凌虐致死。但當初軍方卻稱他是「逃兵失蹤」落海，且前後證詞反覆，再加上國章生前曾向母親哭訴遭到霸凌，讓人覺得另有隱情…雖然當時的艦長遭到彈劾，司法也已「查無他殺」偵結，但黃媽媽仍是覺得還有許多疑點沒有釐清，為了尋找兒子死亡的真相，她一追就是20多年。
資深導演汪怡昕在結識黃媽媽後，決定將她的故事結合軍中人權議題，拍成紀錄片《少了一個之後—孤軍》，除了繼續探討黃國章事件的真相，也直擊軍中申訴案件的驚人內幕。
軍界無人不曉的「黃媽媽」
黃媽媽拋下花蓮的工作、家庭隻身北上，開始孤身與龐大又不透明的軍方勢力交手，四處陳抗、找人幫忙討公道，從新訓中心、各大指揮部、司令部、一路到到國防部、立法院甚至總統府，在軍界幾乎無人不曉，她曾經抗議到被警察抬走、被人指著罵「肖查某」、甚至質疑她「就是想要錢」，但她至今仍沒有放棄。
除了持續追蹤兒子案件的進展，只要每當有軍中人權案件她幾乎無役不與，深怕有孩子成為下一個受害者，而在與軍方長期交手、溝通的過程中，她的角色也從早期的「衝撞者」，成為軍中與民間的交涉中間人。此時黃媽媽不只是黃媽媽，更是所有阿兵哥的媽媽。
導演汪怡昕說：這是黃媽媽最令人敬佩的地方，她大可一輩子都痛恨軍方，但她現在卻希望軍方可以變得更好，別再有人跟她一樣傷心。她透過幫助每一個孩子，撫慰了她的喪子之痛。
因為一個聖筊，再怎麼難都要拍下去
汪怡昕導演說，要這部拍紀錄片，一路走來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任務」。從一開始決定要拍時，製作團隊到黃國章的靈前擲筊詢問，竟然連續7次都不同意，直到黃媽媽問「是不是希望不要只拍他的故事，而是能做軍中人權的議題？」黃國章才答應。
但當製作團隊整理出三條拍攝主軸，發現問題大了：
1.黃國章案件：事件已經過了20年，早就人事全非，而且拍攝團隊也不是檢調單位，也沒辦法取得當時的詳細個資，可以說是無從拍起。
2.黃媽媽的家庭：黃媽媽自從開始為軍中人權奔走後就與家庭聚少離多，而且她一直都不太願意讓家人在鏡頭前露面，光是要取得同意就非常困難。
3.黃媽媽辦案過程：軍事冤案申訴的都是軍人，軍營哪是說進去就能進去的地方？而且既然是申訴，就不會是什麼正面的事情，要軍方「家醜外揚」有可能嗎？
這三個拍攝重點，讓整個過程當然會充滿許多不確定性，像是進軍營拍攝的申請，不是被拒絕就是毫無下文，想要尋找當年案件的重要關係人，也是一再撲空。整組人出去，沒有人有把握今天能不能拍到東西。甚至這整個過程中，都沒人相信「這部片拍得完」。但是因為黃國章一個聖筊的承諾，再怎麼渺茫也要拍下去。
一部紀錄片，讓海軍司令公開道歉
最終，這部片還是奇蹟似地拍完了，是拍攝團隊和黃媽媽三年多的努力，也是許多相關單位合力幫忙的結果。汪怡昕表示，像是軍營中的拍攝，一定是軍方內部也有人很看重這件事情，從中幫助才有這個機會。軍隊固然有它守舊、封閉的地方，但還是有人願意扛住壓力居中協調，讓拍攝團隊覺得十分感謝。
而汪導在跟拍的時候也有發現，其實現在的軍冤案跟以前比起來複雜許多，以前比較多是單純的冤案，而現在則多了像是「媽寶兵」問題、藉申訴進行內部鬥爭、同袍之間感情糾紛等等…「有沒有人會想要利用黃媽媽明爭暗鬥？」當然有可能！所以黃媽媽在現在看案件的時候，會要有更多的面向考量在裡面。
在《少了一個之後—孤軍》的首映會上，海軍司令黃曙光在黃國章事件發生的23年後，首次代表軍方向黃媽媽鞠躬道歉，並承諾一定會給一個交代。而在此時，多年來調查無果的黃國章案竟也有了新的證據，23年來以為已經死亡的證人竟然還活著！並且為案情帶來突破性的發展，因此汪導也決定拍攝第二部續集紀錄片《友軍》，繼續追真相。
黃媽媽23年來犧牲了家庭、自己的人生，並保護了無數的阿兵哥平安退伍，但她的戰鬥還沒有結束，她還在追尋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責任編輯/陳憶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