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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為何要闖進安養院、割開19個殘障人士的喉嚨?他的答案令人毛骨悚然:為了全人類好

2018-08-01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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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16年7月26日)早上看新聞,日本發生了二戰之後最血腥的一樁凶殺案。(編按:該日期為作者寫下本文的時間)

兇手是神奈川縣二十六歲的年輕人,他凌晨潛入曾經工作過的殘障人士安養院,殺了十九個殘障人士—全部是割喉,傷了二十多個殘障者

快速地作案後,他回到車上,拍了一張自拍照,在 Twitter 上發布,配上文字:「祝世界和平!美麗日本!!」然後平靜地駕車到警察局自首,警察逮捕他的時候,他在警車裡向車窗外的攝影機微笑。

媒體曝出兇手向安倍晉三等呈上的作戰計畫書—以夜勤人員少的兩家殘障人士安養院為目標,在分別殺光兩百六十人、四百七十人後自首,被逮捕後經過最長兩年的監禁期,以精神錯亂為由獲無罪釋放,再整容改名回歸自由社會生活,需要五億日元支援金,這一切都是為了日本和世界的和平,為了全人類

新聞採訪兇手之前的好友,他們都說那是一個很正常、看不出異常的年輕人。

日本神奈川縣一處照顧身心障礙者的「津久井山百合園」26日凌晨遭人持刀侵入,警方獲通報後趕往現場,但已造成19人死亡、26人受傷的慘劇。(美聯社)
2016年日本神奈川縣一處照顧身心障礙者的「津久井山百合園」26日凌晨遭人持刀侵入,警方獲通報後趕往現場,但已造成19人死亡、26人受傷的慘劇。(美聯社)

一個正常人離屠殺機器的距離,其實並沒有想像的那樣遙遠。

我曾研究過大屠殺,發現關於大屠殺,我之前所預設的一切幾乎都是錯的。比如,二戰中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令很多人感到崩潰,他們覺得這是文明社會的倒退,回到了原始人、野蠻人的階段,是「現代性」的倒退。

但是當代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裡提出了一個發現:屠殺並不是現代性的倒退,而是現代性的證明。大屠殺如此高效率地進行,依託的是官僚制度和社會分工的精密合作。甚至德國政府在招募特別行動隊成員或者其他和屠殺現場接近的人時,也會格外小心地避開或者開除那些對殺人顯得異常急切、意識形態過於狂熱的人。

另外,這同樣可以套用到屠殺中。人在殺人時克服動物性的同情心,重要的條件之一就是暴力受害者被剝奪了人性。當受害者在殺人者眼中不是人,而只是任務和指標的時候,殺人就變得容易了很多。比如這回屠殺殘障者的年輕人並沒有把殘障者看作人類,而是為了實現「美麗日本」的理想而不得不犧牲的指標,他在完成自己給自己的績效考核

所以屠殺者往往在集體中會更有幹勁,同樣是出於績效考核的原理:如果團體被派給了齷齪的任務,成員之中只要有人沒有做滿自己應執行的數量,就等於加重了伙伴們的負擔。

關於屠殺,學者有另一個有些驚悚的發現:差異越小的人越容易屠殺。比如在波爾布特時代的柬埔寨,全國四分之一的人被柬埔寨人自己屠殺,因為太多柬埔寨人已經被外來的—尤其是越南的—思想「感染」了。

格羅斯在《鄰人》裡,講在耶德瓦布內這個波蘭城市,居民一半是猶太人,一半是基督徒,基督徒居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把一千六百名猶太男女老幼幾乎殺光。耶德瓦布內的猶太人被剖腸破肚、燒死,做出這一系列暴行的並不是所謂的敵人—納粹組織,而是那些猶太人熟悉的面孔:向他們買過牛奶的人、與他們在街上閒聊的人。

在波蘭其他市鎮也發生過這種事。如果沒有波蘭人的配合,納粹是不可能把波蘭境內的三百萬猶太人殺掉90%的。

納粹德國在波蘭南部建立奧斯威辛集中營,約有110萬人在此遭屠殺(AP)
納粹德國在波蘭南部建立奧斯威辛集中營,約有110萬人在此遭屠殺(AP)

根據研究大屠殺的著作《為什麼不殺光? 》分析:這是民族主義裡一種狹隘的「自戀」在作祟因為族群之間的差異很小,所以必須積極地表現出來。兩個敵對的族群要較量誰優良、誰劣等

屠殺對於人性最終極的考驗在於:當面臨失控的極端環境,當殺人脫離了道德指責,你能夠壞到哪一步? 幾年前我看過一部電影,拍的是印尼大屠殺—一九六五年發生在印度尼西亞的反共屠華清洗,軍隊把殺人的任務交給社會上的幫派分子和流氓,其中一名叫作安華剛果的劊子手殺了一千多人。

電影《殺人一舉》的主演就是安華剛果,殺人狂魔本人。導演讓他和當年的同伙故地重遊,拍攝一部重現他們當年殺戮行動的電影。他們十分投入地拍攝自己當年怎麼殺人,興致勃勃地演繹被殺者死去的樣子:他們的腿怎樣抖動,他們的喉嚨裡發出怎樣的聲音。

按照心理學的說法,安華剛果是屬於「認知失調」的人,他們不斷地找理由把自己可怕或者愚蠢的行為合理化。這也是為什麼往往在殺完第一個人之後,殺戮就會變得容易。因為殺人者要不斷殺戮,逐漸透過這個過程為自己找到殺人的正當理由,比如:我是在執行命令;他們不是常人;他們是有害的、汙染的。當殺人變得常規化,殺人者的認知失調也逐漸減少了。

安華剛果和他的同伙就屬於完全說服自己「殺戮即正義」的一群人。直到他扮演被自己審訊殺死的受害者的角色,被「自己」用鋼絲勒死的時候,他才崩潰到無法拍攝。那一瞬間,他所有說服自己的理由全部崩潰了。

這個電影最可怕的並不是展現殺戮的殘酷,而是讓觀眾懷疑自己:我是否也像安華剛果一樣不斷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 我是否活在自己造的夢中? 我會成為殺人狂魔嗎? 我的正義凜然是否是正確的? 坐在觀眾席上的我是不是一個好人? 我能否繼續做一個好人?

關於屠殺的一切,讓我不知所措,直接經驗和想像力的匱乏使我對其懷疑,不敢相信文明之下仍有如此野蠻的行為,而這種懷疑是危險的。只有直視人性異化的可能性,才能讓我對自己保持警覺。

作者介紹|蔣方舟

1989年出生於湖北襄陽。7歲開始寫作,9歲出版散文集《打開天窗》。2008年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次年在《人民文學》發表了《審判童年》,「將戲謔的口吻與犀利的質問、遊戲的精神與坦誠的剖析熔於一爐」,獲得第一屆朱自清散文奬。2012年大學畢業後任《新週刊》副主編。代表作:雜文集《正在發育》《邪童正史》《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小說集《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等。蔣方舟的寫作展示了對自身和「被時代綁架的一代年輕人」的關切。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圓神出版《東京,若即若離》(原標題:2016.7.26(星期二)殺人的理由)

責任編輯/林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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