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長子扶養的觀念根深柢固的時代，不論好壞，由「長子／長媳」負責扶養雙親是不成文的規定。如果只生女兒，往往就由長女擔起這個責任。不過近年來這個「重擔」開始變得曖昧不明，有時候可以不擔，有時候又不能不擔。
長男至上主義的風險
社會學者森岡清美指出，近年來除了以長子家庭為主和父母同住的形式外，「扶養雙親的做法愈來愈多樣化」，包括分居的手足或小孩前往照顧的「鄰近親人援助」（情緒上的支持），抑或「暫時分居」（最後會同住或搬到附近）等。
法律上「親生子女」負有照護父母以及扶養高齡父母的義務，也就是只要是親生子女都有同等的義務，不是只有長子或長女必須照顧父母，其他兄弟姐妹都要一起分擔。
現代對長子的傳統規範雖然不如以前嚴苛，卻依舊存在，在鄉下地方尤其嚴重，必須由長子負責扶養雙親的意識更為強烈。即使左鄰右舍不說，有時候也會產生「因為我是哥哥／姐姐」這種想法，因而限制了自己，讓自己動彈不得。
「因為我是長男，所以由我來照顧失智的媽媽」：夾在丈夫和精神受創的兒子之間的野田太太
野田太太的丈夫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他們夫妻育有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兒子。
三年前公公過世後，婆婆開始獨居，精神狀況變得很不穩定，當時就已經罹患了失智症。
丈夫的兩個弟弟都結婚了，從公公因病住院的時候開始，他們就會問：「哥什麼時候要搬回去一起住？」先生則回答：「我是長男，我會照顧。」第二年起，他們便搬回婆婆住的老家，方便照顧她。
然而丈夫上班總是很晚才回家，而婆婆已經到了認不出媳婦和孫子的地步，不但攻擊性的話語變多，到了晚上，甚至會當著孫子的面對野田太太破口大罵。這樣過了兩個月後，野田太太的兒子只要感覺到一點風吹草動，就會顫抖著直嚷害怕。為了讓兒子安心，野田太太有時候會關燈對兒子說：「不要怕，我們來玩『裝睡大作戰』吧！」於是兩個人就把棉被拉到頭頂上，這才終於睡著。
一起住的第二年，丈夫就得了憂鬱症。他向公司提出診斷證明，留職停薪一個月。雖然丈夫說病因是工作太忙，但其實他回到家裡，例假日的生活還是以婆婆為主，心情一直無法轉換。只是出門一下下，婆婆就會打電話給他，質問他人在哪裡，還要他趕快回家。
而且同住兩年半以後，小孩的精神狀況也受到影響，去精神科就診時，醫生也向丈夫建議把婆婆送到安養中心。野田太太的兒子至今還深受情境再現（flashback）所苦，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夢魘」揮之不去，目前仍持續到兒童精神科就診。
「如果父母和小孩都需要照顧，我們真的不知道該優先照顧誰。這是非常困難的選擇，先生原本堅持要和媽媽住在一起，現在也終於鬆口了，所以我們才把媽媽送到老人照護保健機構。其實我們很後悔沒有早一點把她送去。」
關於把婆婆送到安養中心這件事，弟弟和弟妹們都能夠諒解，也都能體諒野田太太的辛苦。野田太太認為，先前一直沒送婆婆去，其實是因為丈夫的「長男責任意識」這種刻板觀念太過強烈，束縛了自己。
野田太太結婚以後才發現丈夫和婆婆很親，像夫妻倆本來已經自己決定好婚禮的伴手禮，但最終還是以婆婆的意見為意見。公公和婆婆都出身鄉下地方，尤其婆婆認為「長子本來就應該要照顧父母」、「和父母一起住才是孝順」，所以丈夫從孩童時期就一直被這樣洗腦。
事實上，野田夫妻搬回老家一年前，丈夫就已經先回老家和獨居的婆婆住，與住在出租公寓的野田太太和小孩一直處於分居狀態。
「或許這是長子的典型吧。我先生一直照著父母指示的方向走，比起建立自己的家庭，老家才是第一順位，和父母同住好像才是他人生的目的。」
丈夫的規範意識太強烈固然讓人苦惱，另一方面，對於媽媽和婆婆截然不同的態度，野田太太也相當困擾。
野田太太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哥哥住得很遠，弟弟一家人則住在娘家附近，而媽媽已經快80歲了，一直是一個人生活。因為媽媽以前和長媳處得不愉快，所以說過：「就算我老了、你們都有了家庭，我也不要和你們住。我才不要去麻煩你們和媳婦，不然媳婦未免太可憐了。」這樣的話她對孩子們說過很多遍，爸爸過世後，她也就真的獨立地自己過活。
野田太太說道：「讓我覺得心情沉重的，或許是她們對長子和長媳角色的看法差異太大，畢竟我媽媽和婆婆在這方面的價值觀有一百八十度的不同。讓我不禁想問，『為什麼我家會是這樣？』、『為什麼婆婆不能更珍惜這個新建立的家庭呢？』」
作者｜平山亮、古川雅子
平山亮：1979年出生於日本神奈川縣。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研究所博士，專長為家庭與生涯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現任東京都健康長壽醫療中心研究所‧福利與生活照顧研究團隊研究員。
古川雅子：1972年出生於日本栃木縣。上智大學畢業，現為報導文學作家，寫作題材主要是與癌症‧失智症共處、科學與社會、震災與群體等。目前也為雜誌《AERA》的專欄「現代肖像」執筆。
本文經授權轉自聯經出版公司《手足風險：當我們慢慢變老，兄弟姐妹究竟是我的資產，還是負債？找回親情與現實的平衡點》
責任編輯/陳憶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