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素秋解釋， 來義、恆春半島等排灣舊社皆位居深山，但從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十三至十五世紀（宋元時期），部落已經出現福建的青瓷、白瓷；十七至十九世紀（明清時期），排灣族家屋的出土文物，幾乎看不見部落傳統的手製軟陶，中國閩、粵陶瓷器取而代之成為日常用品；來義舊社甚至挖出日本江戶時代的銅錢。
上述種種的考古發掘意味著：
三、四百年前，深山部落與外界已有活絡的交流往來，他們對新事物的接受度很高，也是海外陶瓷器的消費者。
「我完全沒料到會找到這麼多海洋性器物！部落看起來很山區、很邊緣，但並不是一般想像的貧瘠和無知。他們大量使用舶來品作為日用品，代表可以穩定地持續取得這些器物。」郭素秋打趣地說，「其實部落可能過得挺好的，有大鐵鍋，還能用銀幣、瑪瑙珠、瓷碗陪葬。」
但這些海外器物，怎麼遠渡重洋到達南部深山？西班牙、墨西哥銀幣，又怎麼來到龜仔律社的石棺裡？
目前仍是待解之謎。郭素秋推測，因緣於大航海時代下的殖民浪潮與全球貿易，讓遠在墨西哥的銀幣、菲律賓（西班牙殖民地）的物資，有機會飄洋過海。同一時期的福建，也出現類似銀幣，隱然勾勒出在美洲墨西哥城、菲律賓馬尼拉、中國廈門、台灣瑯嶠之間輾轉流通的貨貿關係。
透過出土文物、文物的使用痕跡和記號，對照歷史脈絡，考古學家雖無法完全還原銀幣流通的路線，卻獲得了一幅全球尺度的圖像，映照出各地人群透過戰爭、殖民、貿易產生的連結。而從這一枚銀幣，也隱約窺見台灣原住民曾在全球貿易舞台「參一腳」。
牡丹社事件，日本籌畫三年一舉進攻
回到局勢詭譎的十九世紀，海風瞬息萬變，恆春半島與外來勢力的牽扯，也並未隨著合約簽訂而結束。
1871 年，距離「南岬之盟」不到五年，一艘琉球宮古島的船隻在恆春半島遇難，五十四位琉球船民上岸後，因為文化衝突遭到高士佛社殺害。事發三年，日本高舉懲凶大旗，兵分三路深入山區擊潰牡丹社、高士佛社等部族，史稱「牡丹社事件」。
因為有美軍慘敗的前車之鑑，日本雖「故技重施」，但更為周全縝密。不僅花費三年籌畫，還找了熟悉瑯嶠各社、地形、清國統治實力的李仙得作軍事顧問，成功攻下瑯嶠地區。這次征戰也是明治維新後日本首度出兵海外，展示初露的帝國野心。
「事件後三年才出兵，日本人已經能畫出一張非常精準的地圖，背後當然有政治目的。」郭素秋將 1874 年日軍繪製的古地圖與今日地圖套疊後，幾乎相差不遠。她分析日本成功控制恆春半島的關鍵，「牡丹社是當時最強大的番社，把牡丹社拿下來，其他部族自然就臣服。再加上李仙得引導，所以日本人對當地局勢非常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