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取締性產業非但不能杜絕買春、還更難防治性病?這項研究道出驚人事實

2017-10-26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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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萌樓「我本善良,何需從良」特展-前公娼官姐。(謝孟穎攝)

文萌樓「我本善良,何需從良」特展-前公娼官姐。(謝孟穎攝)

文萌樓於今(106)年10月20日荒謬地遭強制歸還原屋主,這一切與我們有何關係?除了道德地支持(或反對)並理解文萌樓過去歷史之外,我們應從怎樣的角度來看待文萌樓的存廢、性勞動及性產業,以至於自救會官姐的被迫投海、麗君及白蘭的生命遭遇?筆者認為文萌樓的存廢議題不僅超越藍綠,更涉及公民道德與文明社會成熟與否的高度,社會不應就此選擇沉默、避而不談。

文萌樓的過去與現在

文萌樓早期鄰近大稻埕河港經濟,並因應地方發展之工人、船員及國民軍生理需求,曾成為眾人所推崇的甲級娼館【註1】;隨著當時公娼制度的建立及合法,雖是落日條款,性工作者亦獲得較為妥善的保障,性產業在政府的管理下也受到一定的拘束【註2】。然而,公娼制度於民國86年始告廢止後,不但未能有效遏止性產業的發展,反而造成反效果,原以性產業為生計的公娼們頓失工作收入。

為了讓原從事性勞動的公娼們能繼續以此為生,作為日日春自救會的重要代表人物官姐、麗君、白蘭等人,皆於抗爭的過程中勇於選擇拒絕遮面,並以「我本善良,何需從良」的理念進行街頭運動,為公娼的合法化及去汙名化進行平反,儘管自救會成員相繼辭世,但文萌樓的抗爭精神依舊猶存,因此文萌樓的重要性除了作為指定的文化古蹟之外,更為重要的文化意涵在於致力於性工作產業的合法化及去汙名化

如果只是作為文化古蹟,除了懶人包式地理解文萌樓的歷史之外,文萌樓的存廢議題與我們的社會依舊看似無關痛癢,我們更必須進一步地追問的是:文萌樓究竟與公民的社會關係為何?又為何性勞動的去汙名化是重要呢?是因為同情他們的遭遇?還是說有更積極的社會再造(reform)意涵?

沉默與排斥並不會讓社會(她們)變得更好

任何的汙名(stigma)與排斥(social exclusion),皆無法解決當下眼前膠著的社會現狀,反而直接造成更嚴重的後果,LSE社會心理學家Campbell等人在其南非的AIDS實證研究中可見其端倪【註3】。Campbell等人指出,儘管在南非投入長期的AIDS醫療預防及治療工作,但當地村落的患者仍未因醫療資源的協助而有所減少,其部分原因在於當地村落對AIDS患者抱持排斥與恐懼,導致大多人多不願意主動接受檢查及治療,然而,這只能說明大多數潛在AIDS患者面臨著延遲就醫的風險,但是不能解釋為何長期投入AIDS的預防工作及教育成效依然受限;因此,Campbell進一步指出南非偏鄉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南非社會對AIDS疾病的害怕及恐懼,其背後所真正隱含與伴隨著的是社會對「性」的道德恐懼及排斥(而這種汙名的情況在婦女及青年群體的身上更為嚴重),村落「刻意忽略」年輕人及女性的性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否定、拒絕及沉默,極力避免他們接觸任何有關性的議題,從而致使村落大多的女性與青年對「性」這一件事情一無所知(不知道如何尊重自己的身體與保護自己),因此更遑論有關AIDS的預防及教育工作能夠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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