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只會羨慕韓國有《寄生上流》、日本有大河劇!《國際橋牌社》讓台灣人也能說自己的故事

2020-02-19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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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少了共同記憶的打造過程,而這也是「國際橋牌社」最大的貢獻和創舉。(圖/國際橋牌社)

台灣人少了共同記憶的打造過程,而這也是「國際橋牌社」最大的貢獻和創舉。(圖/國際橋牌社)

台灣人很優秀,但是我們常常搞錯很多事。

我們當然優秀了。西邊有個勢力龐大的惡鄰居結果我們還好好地活到現在。我們搞錯的事當然也不是什麼國家存亡的重大決定,而是在決定我們作為一個地球村成員時,我們要呈現什麼樣的「台灣人」樣貌在世界面前。

我們常常羨慕日本,有強大的文化底蘊。許多人看著每年日本上映的大河劇,感嘆為什麼我們只有八點檔鄉土劇可以拿來當梗。好像講到台灣本土的題材就一股酸楚味加土味兼難賣,你看人家大河劇又有織田信長又有德川家康今年連明智光秀都上了多氣勢磅薄。

所以我才說我們常常搞錯很多事,尤其是只看到人家好的結果卻不去注意人家的努力和累積。我在日本作了許多年的田調,發現這個民族最大的特色不是什麼愛乾淨還是有禮貌,而是日本人根本就是記錄控。不管是去多鳥不生蛋的鄉下,只要是居住當地許久的人家,都可以找出一兩本家長所寫的帳本或是日記,內容從生意明細甚至是每天吃飯的菜色記錄都有。

是的,就是這種我們覺得根本「不登大雅之堂」或是日常不足道的瑣碎之事,都成為他們平民百姓的記錄內容。但也因為這樣,所以現在日本在拍時代劇等歷史題材時,從來不缺考證材料因為民間太多的相關記錄可供參考。而總是覺得要把時間精力留在「有用」事物上的我們,卻連不到一百年前的日本時代到底台灣人晚飯餐桌上有些什麼菜都可以搞不清楚

台灣人在SNS的使用率上高居世界前幾名,顯示出我們對於了解時事的渴望、甚至是一種不知道現在大家在討論什麼就會不安的恐慌症。但是也因為疏於對日常時事的記錄,所以台灣人就成了被時事新聞左右的金魚腦。在這種風潮下你可以看到現在一堆人在讚嘆韓國片「寄生上流」拿下奧斯卡然後「反觀台灣」,然後過了幾天船去水無痕大家繼續追新梗新話題這樣。不然就是覺得國外都很棒我們台灣東西都很「鄉土」,那些東西都只能拿出來當梗而已不然拍台灣是要拍早期村落械鬥嗎?

可是日本大河劇拍的不就是戰國時代的村落械鬥嗎?織田信長、德川家康、豐臣秀吉等「戰國三雄」在成為「天下人」之前,還不就今天日本愛知縣當地的頭人而已。武田信玄也只是山梨縣的土著首領,毛利元就不就廣島附近的大佬這樣而已嗎?只是因為日本濃厚的愛鄉榮譽感和記錄控造就的豐富鄉土史料,才打造出超有質感的大河連續劇不是?

這就是我極推「國際橋牌社」這部作品的理由。

的確,以政治為題材是新的嘗試。但是在我眼中,這部作品拍的才不是政治,而是「過去曾發生的時事」。對台灣人來說,這些可能「過去就過去了」。但是就像日本、甚至韓國「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的例子一樣,人家懂得記錄、懂得拍這些過去發生的時事,所以他們不會忘記自己民族的樣子。相反地,這些都經過的事情,我們卻經常忘記。

1996年,是我上台北讀文化大學的年代,而且我就住在郝大將——也就是劇中楚長青位於福林路家後面的眷村房子頂樓上。所以劇情裏的政爭驚濤駭浪和社會風波,當然是我青春歲月的即時體驗。不過追劇時我卻發現裏面的許多情節我都忘記了,許多時候還得估狗一下裏面講的到底是哪個事件或是影射的是哪個人物——明明當時每個事件都緊緊扣動每個人的心弦、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和目光啊。

這就是敘事戲劇的最大存在理由。共同體意識絕對不是民族與生俱來,而是需要記錄、記憶、還有文學戲劇等媒體的再生產營造出來的。所以至今台灣作不出「紙牌屋」這種作品不是因為不夠民主和缺乏想像力,而是台灣人少了這種共同記憶的打造過程。而這也是「國際橋牌社」最大的貢獻和創舉。

因為是全新的嘗試,所以當然還有許多改善的空間。正因為製作單位的使命感,所以常常進入到重要的歷史情節時,劇情編排和演員們的詮釋方式總會進入一種生硬的陳述模式。我想這也無可厚非,因為只要碰觸到所謂的台灣歷史,總會有一群「鐵桿」的文史人士說這裏不對或是那裏不好,這樣沒有重現史實之類的,讓製作團隊無意間進入這種小心翼翼卻生硬不自然的模式。不過就我看來,這是因為過去的環境和教育,讓我們失去這種「知性遊戲」的能力。

十九世紀英國著名的海戰小說『霍恩布洛爾傳奇』描述了拿破崙戰爭時代的英國海戰英雄霍恩布洛爾由一介平民到海軍提督的傳奇生涯,書中引用大量的歷史資料和真實事件,作者佛雷斯特經由霍恩布洛爾留給子孫要求在他死後百年才開封的書信,知道有三箱存放於律師事務所的極密資料存在,在找到這些資料後才寫出了這部著名的軍人傳記。而不管是英國的海軍紀念館或是其他資料,都證明這位傳奇海軍將領的種種戰功。

結果這位霍恩布洛爾根本不存在於英國,從頭到尾都是個虛構人物。

這部作品之所以會在英國受到歡迎,就是因為在成熟的文明社會和幽默感的前提下,這種穿梭於史實間的虛構被視為一種知性娛樂。但這種知性娛樂,同時也必須在受眾群熟知自國歷史文化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國際橋牌社」裏的人物有些真有其影射對象,有些則是原創用來帶動劇情的角色。雖然一邊追劇一邊大家討論「這個角色講的是誰」也是一種觀劇樂趣,但是看著劇裏的角色說「阿又沒有這個人」或是「這裏怎麼這樣亂演」,那就表示我們的幽默感還不夠。

當然,這部作品的最大目的是讓更多觀眾去回顧90年代那段台灣還擁有生猛生命力的年代,也讓更多的台灣人知道我們是怎麼來到今天、認識自己是誰。但是影集就是影集,如果不好看的話那就失去了意義。就像NETFLIX的「毒梟」擺明了就是拍真實故事,裏面情節也不會是完整的事實重現。不過全世界的觀眾卻因為這部緊張、暴力營造出來的警匪片,認識了更多的哥倫比亞、墨西哥和8、90年代的毒品戰爭。

在這部分,「國際橋牌社」有如『霍恩布洛爾傳奇』裏各種輔佐史料的存在,就是楊烈、林在培、唐從聖等硬底子老演員,還有張之豪、呱吉、鄭運鵬甚至趙少康等政治媒體人的客串了。這些老戲精和「內行エア」的演技和參與讓劇中人物看起來更加真實,也讓整部影射人物到爆炸的影集更加引人入勝,彷彿真的重現了那個「虎口的總統」把國家從威權帶進民主的時代。

就像主題曲歌詞引用黃文雄、鄭自才刺蔣時的經典名言「LET ME STAND UP LIKE TAIWANESE」一樣,「國際橋牌社」帶入了許多的台灣歷史元素,希望用戲劇的方式協助打造台灣的新認同意識。台灣人的確需要站起來,但站起來之前,台灣人必須先有記憶。

所以讓我們一起重回「國際橋牌社」的那個躁動時代吧。

作者介紹|蔡亦竹

日本筑波大學歷史人類學博士,實踐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國際橋牌社》:有記憶的台灣人,才站得起來)

責任編輯/林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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