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多一點WHO和傳染病的命名。基本上WHO是政治，傳染病的命名也是政治，所以處理相關議題時也不要太過天真。
WHO開始對傳染病的命名有意見是2009年的事情，那時的「Swine Flu」，雖然直譯為「豬流感」，其實和豬沒有太大關係，絕大多數是人傳人，結果一些國家如埃及就把國內的豬全殺了（其實應該只是伊斯蘭國家本來就看豬不爽），然後WHO就得出「這些豬好可憐，疾病的名字真的是不能亂取啊」的結論。
事實上那次「Swine Flu」WHO被罵到臭頭，因為WHO發出嚴重警示，會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死亡，和這次一樣，進入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新加坡也進入橙色警戒（DORSCON），結果疫情並沒有WHO說得那麼嚴重，（全球確診病例一萬八千人死亡，未確診預估二十五萬人死亡，但因感染的人超多，死亡率其實極低），但過度反應卻造成經濟受到很大傷害。最後引起很多國家不滿，請WHO調查，結果WHO自己內部調查的結果當然是WHO自己沒有任何問題。
（相反地這次疫情WHO動作超慢，一副死的是中國人是中國內政不是國際問題的態度。硬要正面解釋就是十年前被罵爆了，所以這次謹慎一點。）
WHO的威信從那時開始便深受打擊，爆出很多貪腐醜聞，包括與跨國藥廠結盟圖利，每年光是花在職員旅行（機票與酒店）的費用就將近美金兩億元，也有WHO高級職員用公費幫女友付款，以及內部各種種族和性別歧視的言論。
在政治上WHO也越來越向第三世界靠攏，2017年的總幹事選舉，改為會員國一國一票，因為對第三世界如非洲國家有利（而中共在一帶一路和非洲國家有巨大影響力），因此埃塞俄比亞的譚德塞就擊敗了來自英國資歷遠勝於他的大衛·納巴羅（David Nabarro），但譚德塞早在2005年到2012年擔任埃塞俄比亞期間，三度隱瞞霍亂災情，導使數以百計患者失救死亡（所以以他的標準，中共的表現只是正常發揮）。事實上第三世界國家和WHO的關連更深，因為已開發國家多是付出者的角色，其國內醫療並不需要WHO支援，如美國是CDC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說了算，英國是NICE （National Institute of Clinical Excellence）說了算，很少會理會或太過在意WHO。而WHO多次被批評，其提出的醫療建議常與考科藍文獻回顧（Cochrane Review）統合分析結果不符，因為考科藍文獻回顧的結果是數以千計的學者專家所發表的獨立研究總結而成（等於是一個學術上的自由巿場），其結果更有公信力，而且難被操控。
回來談傳染病命名。2013年5月15日，在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eses）拍版決議使用MERS-CoV（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這個名字後，WHO認可並鼓勵使用這個名字（值得一提的是，名字被公開前有得到沙烏地阿拉伯衛生部的認可），結果兩個星期後，大概是因為被批評了，又出來發篇官腔聲明切割說，WHO其實不希望疾病名稱有地名怕造成歧視，但這個名字是很多科學家們的意見，而WHO覺得是可以被接受的。
2015年，WHO突然弄出來一份〈Best Practices for Naming New Human Infectious Diseases 〉，裡頭說不可以用人名，地名，職業，動物，食物，文化，族群，產業，要用受到疾病影響的系統，嚴重性，症狀，病原體等，給科學家，政府和媒體下指導棋。結果在當時就被批評過度政治正確，而且不切實際，因為很快取的名字就會重複，而且不夠具體，人們無法很快第一時間就知道指的是什麼病，而疾病名稱的使用，也要實用而且為大眾所接受才行。
比如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一詞，其實就非常籠統。到底指的是2003年造成疾病的該病原體，還是因字面意思任何相關類似的症候群都算。如照WHO自己的說法，那2013年的MERS-CoV，其實應該叫novel coronavirus，直譯就是新型冠狀病毒，不就和這次的名字一模一樣。照著這個邏輯，那六年前的病是2013 N-CoV，今年的是2019 N-CoV，然後以後可能又有2025 N-CoV，2030 N-CoV，根本超級無敵混亂，然後每次有新的冠狀病毒出現就都是「Novel」（新型），就這樣一直新型下去也很怪，難道還要有Super Novel超新型，Ultra Novel最終新型，一新還有一新新，病毒直接變蘋果手機。
所以WHO根本就自己打自己臉，那2015年推出這個指南，因為還沒遇到實際問題沒人理他，現在遇到了一定會被抗議和糾正。
而且WHO的指南，其實應該只是「建議」而己，而各國政府，媒體，科學家，要使用什麼稱呼，是各國自己的主權，就好比WHO也建議大家不要關邊境，但是關還是不關，是各國自己說了算。但這次疫情，WHO也不等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的結果，自己就跳出來說，不可用「武漢肺炎」的名字，是歧視如何如何，這根本是幫華人倒忙，西方列強本來沒往那個方向想，現在也覺得你們華人就有問題。然後更誇張的是，中共就拿著WHO的雞毛當令箭，到處向華文世界媒體下指導棋，你們不可以叫「武漢肺炎」噢，要叫「新冠病毒」噢，不然是歧視中國噢如何如何。根本荒天下之大謬，WHO也不是民選政體，這個世界的人民什麼時候給WHO和中共這麼大權力，來教我們這個病應該叫什麼，不應該叫什麼，這是對言論自由的箝制。
(而且臨床上超不實用，病人跑來問你想確保自己沒有coronavirus，你還要問他："Which one? Wuhan one or Middle East one?"）
我個人覺得，WHO在命名這件事情上，是過度（偽）左傾，其實有違醫學的人文傳統。很多疾病，因為用人名，或地名，所以醫學生在學習該疾病的時候，可以學到一些相關的歷史，比如誰發現這個病，如何發現，或記念這個病的首位患者，或記得曾經在歷史上的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大規模的不好的事情，那我們要記得。那些歷史小故事，在看病的過程中，也可以和病人分享，病人也會覺得很有趣，醫學是有溫度的，不是冷冰冰的科學名詞，是人類的共同歷史記憶和情感的一部份。
舉一個我覺得很好的例子（雖然不是傳染病），Christmas Disease，血友病B，和聖誕節沒什麼關係，是紀念這個病第一次被記錄的患者，Stephen Christmas，移居加拿大的英國人。1952年，那年他五歲，他被牛津的血友病中心發現罹患血友病，但和一般血友病（A）的患者不同，他缺乏的不是凝血因子VIII，而是凝血因子IX。因為患有這個罕見的疾病，Stephen Christmas需要長期依賴輸血才能存活，但他還是努力地過正常人的生活，上大學念攝影，開計程車，替多倫多的小兒科醫院做醫學攝影師（medical photographer）。後來不幸地因為輸血而感染HIV（那個年代輸血還沒有對HIV病毒做例行檢測），從此他就努力地參與加拿大血友病協會，到處推廣和宣揚安全輸血的重要性，但不幸地他還是在1993年因AIDS過世。如果這個病只是叫血友病B，那世人只會知道這是血友病的另一種，但因為它叫Christmas Disease，所以我們記得，有個人終其一生都在和他先天的疾病對抗，最後仍是死於這個疾病，但他有努力地活過。
同樣的道理，誰說武漢肺炎不可以叫李文亮肺炎（Li Wen Liang's Pneumonia）呢？
我覺得很多事情不要太快跳到「歧視」的角度看，這樣會錯過很多歷史的內涵。就拿政治最不正確的AIDS的舊名，GRID（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現代有些人就會挑出來炮轟你看這個名字多歧視如何如何，完全忽略當時的歷史脈絡，三十多年前，那時人類的醫學程度根本就還搞不清楚這是什麼病，最先只是一些醫生發現，在男同志群體中出現一些失去免疫力的病人。當然，後來人類理解這個病不是只有男同會得，名字就改為AIDS，病毒叫HIV，但正是因為有過這個舊名字，提醒了我們，曾經有很多被感染的男同志，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我們才得以了解這個疾病的全貌，因此我覺得這個名字一點都不歧視，是對歷史記憶的尊重，那才是真正的平權。
回到現代，所謂「歧視」的名字其實帶來很多正面的效益。比如MERS-CoV，有人真的因為這個名字歧視中東人或不去中東嗎？中東的經濟有因此不好嗎？至少穆斯林去中東朝聖的還是超多，重要的是，現在穆斯林和伊斯蘭世界開始學會，去朝聖其實是一件會有生命危險的事情（因為人太多易爆發傳染病），所以在去之前會做好準備，確保身體狀況良好，同時施打流感和腦膜炎疫苗，將風險降到最低。
相反地，SARS本來應該叫做Guang Dong-Cov（廣東冠狀病毒），或Guang Dong Atypical Viral Pneumonia（廣東非典型病毒性肺炎），這樣中國人／華人就會記得，不要吃野味，不要搞野生動物巿場，防疫要公開透明，醫院不要亂封。結果中國人／華人善於遺忘的民族性，導致十七年後必須面臨比當年SARS規模更大的災難。
(而且我覺得疾病的命名應該要在地化，像SARS在台灣應該叫「和平肺炎」，紀念當年「被英雄」而殉職的醫護人員。)
結論是，無論我們覺得現在這個疫情日益擴大的傳染病，應該叫「武漢肺炎」還是「新型冠狀病毒」，全世界對中國和WHO的評價極端化己經是客觀事實，這不會因為這個病毒換了一個名字而有所改變，或得到解決。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林韋地
責任編輯/李頤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