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日語十分流利，在日本表演時，卻因為日語太流利，被人懷疑他是假冒的台灣人，要唱台語歌來驗明正身，文夏苦笑說，「很諷刺，在台灣我不能唱台語歌，到了日本，卻要唱給一群聽不懂的人聽。」
身處時代的夾縫，語言先來後到的過程是，1928年生於日治時代，小時候在家裡講台語，在學校說日語。1945年日本戰敗，還是高中生的文夏，才開始學國語，遲到的語言，反而成了他一生的刺痛。他定居台北多年，我問他國語講得如何？他有點動氣，問我，「國語說阿內兜ㄟ賽呀，要不然愛按怎。」
我算算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他剛滿20歲，問他有印象嗎？他突然尖銳了起來，「有呀，當然有印象呀。白色恐怖，這一句，全台灣2400萬人，只有阮知影意思。這個詞每個人都會說，但為什麼不是紅色、黑色，而是白色，拎攏不哉，阮不要說。」
「阮不要說！」重複了好幾次，此時的他就像個緊緊關住的蚌殼，越是要撬開他，就闔得越緊。特別坐在他對面的，是一個台北外省家庭出身；台語說得零零落落的記者。卻顧所來徑，語言挾帶著身世與血肉，從來就不只是溝通的工具，但另一方面語言又是工具，是極權國家鞏固自身，消音異己的絕佳工具。
隔幾天，我們來到台中縣的太平運動場，一場夏日音樂會，文夏壓軸豋場。等待上台時，工作人員不時要攔住直闖後台的熱情民眾：「阮爸爸媽媽揪愛聽你ㄟ歌，阮細漢時攏聽你ㄟ歌。」熱切地講著這些話的，都是看起來4、50歲的人了。文夏站上舞台，首先說的是，「要聽阮ㄟ歌有一個條件：阮要長壽，拎也要長壽。」
84歲的文夏，和齒搖髮禿還沾不上邊，他拉拉頭髮，敲敲牙齒，跟我表示這些都不是假的。問起他的養生之道，居然是喝高粱酒吃麻辣鍋，席間文香招呼大家喝咖啡，文夏要了3包砂糖，通通倒進去，他頑皮地笑說，「糖加太多，湯匙都攪不動了」。
他至今的生活模式仍十足「青春」，時常一個人跑去西門町看電影，聊起最近的電影，《轉生術》、碧娜鮑許的舞蹈紀錄片，他皆如數家珍，「阮是西門町走最快ㄟ人，因為要趕場呀。」這天他穿了一件窄版七分袖西裝外套，是電視上韓流花美男常穿的款式，也是他逛西門町買的，他得意地笑說，「撿到便宜，這一件才350。」問他為什麼都不會老，他寫給我4個字：「暢遊人間。」
文夏向我抱怨，現在雖然時代開放，不再禁歌了，但有什麼用，他那一輩的歌者都老的老，死的死。而84歲高齡的他活著，長壽，健康，青春，活力，彷彿就是對過往威權最有力的控訴。
本文經授權摘錄自時報出版《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房慧真的人物採訪與記者私語》（原文標題：春風少年兄 文夏）
